任鸿隽与中国科学社

当今中国大概无人不知 “科学”。“科学”被赋予“第一生产力”的重要地位，并且成为强国兴国的纲领性举措之一，其地位不可谓不高。但现在，有多少人知道为了在中国传播科学、使科学在中国扎根而筚路蓝缕、厥功至伟的任鸿隽先生呢？

任鸿隽（字永叔）1886年出生在四川垫江一个小小的官吏之家，年幼即入家馆受学，不久就转入正在兴起的新式师范学堂。毕业后，他一度在家乡的小学、中学教书。但好学敏思的任氏很快就不满四川的闭塞，放弃教职，顺江而下，到上海的中国公学重新求学。

一到反清革命氛围甚浓的中国公学，任鸿隽就剪去辫子，并于1908年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期间，他参加了孙中山创建的反清革命组织同盟会；为了反清武装革命的需要，他考进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应用化学预科研习制造炸药。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立即回国，在孙中山任总统的总统府秘书处工作，为孙中山起草过《告前方将士文》、《咨参议会文》、《祭明孝陵文》等。由于总统之位迅即为袁世凯所得，任鸿隽等一干青年不愿为袁所用，认为投身教育是救国的根本之方，于是向孙中山提出到欧美求学。

1912年岁末，时已26岁的任鸿隽经孙中山批准，作为对辛亥革命有贡献的首批“稽勋生”怀着寻求救国之方的理想赴美留学，进入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又相继在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学习，最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化学硕士，与当年上海公学的胡适同校。

在美期间，他与同在美国留学、有“一代才女”之称的陈衡哲相识相恋，最终于1920年回国后与陈结婚，而他的老友、在家遵从母命已与人定婚的胡适，对陈也有一分深深的情愫。“发乎情，止乎礼”，任、陈在定婚的当夜邀胡适一同用餐，胡适写下了《我们三个朋友》一诗，表达对他们的祝贺及三人间的友谊。“我们三个朋友”遂成一段友情、爱情的佳话。

在国际形势分外紧张、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前的一个夏夜，一直关心国事的任鸿隽与其他几个中国留学生不能不思考、讨论在这紧急关头，他们这些海外学子能做一点什么为国效力。他们认为，中国现在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因此决定办一个专门向国人宣传科学的杂志。1915年元月，由任鸿隽为主要发起人、大家集资创办的《科学》杂志在上海创刊；这年10月，他们在美国成立了民间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任鸿隽被选为第一届董事会会长（中国科学社社长）。1918年秋，他离美归国，中国科学社也移回中国，此后他便倾全力于祖国的科学发展和教育事业。

回国后他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东南大学副校长、“中基会”董事兼干事长，四川大学校长、中央化学所所长、中央总干事等职。1949年9月，他以特邀代表身份在北平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后当选为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担任过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等职，于1961年秋去世。

作为私人民间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的经费完全自筹，会员会费无疑是杯水车薪，远远不够。在筹款、经营和组织管理方面，任鸿隽表现出了杰出的行政才能。他深谙中国国情，与学界、商界、政界的重要人物广泛接触，得到他们的支持和捐助。在任鸿隽的苦心经营下，中国科学社蒸蒸日上，规模越来越大，活动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广。《科学》月刊从1915年创刊到1950年停刊止，共出刊32卷近400多期。为了进一步普及科学，中国科学社又于1933年创办了《科学画报》，发行量曾达2万以上，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数字。他们还刊印了多部论文专刊，出版了“科学丛书”和“科学译丛”这两套影响深远的丛书。在上海和南京创办图书馆，收藏大量中外文科学图书、杂志和学报供公众阅读，其中不乏珍品。

1922年，中国科学社在南京成立了生物研究所，为中国最早的科学研究机关之一，更是国内私人团体设立研究所之嚆矢，意义重大，当然也困难重重。成立之始，研究员皆无薪给，常年经费不过数百元，但研究人员却依旧埋头苦干。他们深知科学术语的准确应用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所以在科学社成立之初，就将编订科学名词列为该社重要事业之一。早在1916年就在《科学》杂志进行了名词讨论；1934年国民政府成立国立编译馆，由国家统一译名工作，但相当一部分是以民间的“科学社”已有的工作为基础的。在这几十年间，中国科学社还多次举办科学展览，举行科学报告会，设立奖金鼓励青年科学家研究著述，参加大学、中学的科学教育，组织中国科学家参加国际会议，为各界提供科学咨询，创办科学图书仪器公司推进科技图书和仪器制造业的发展……从1926年到1935年，他还在由美国退还“庚款”成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工作了十年之久，任董事兼干事长，实际主持“中基会”的工作，在国家财政拮据的条件下，为许多单位、部门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科研经费。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被称为中国现代科学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可惜被日本侵华打断），以1928年蔡元培为院长的中央的成立为其标志，在许多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在地质学方面出现了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生物学方面出现了秉志、胡先、童第周、谈家桢，气象学方面出现了竺可桢、涂长望……而许多学科都是此时才在国内成为独立的学科。民间的“科学社”，为官办的“中研院”的成立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1949年中国发生了 “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巨变。这的确不是一般意义的政权更替，而是社会结构、社会性质的根本性变化。新的社会结构以国家所有制为核心，进行社会改造。在一切资源都为国家掌握的社会结构下，作为民间私人团体的中国科学社，自然也要被改造。1951年，已有35年历史的《科学》杂志停刊；1953年初，《科学画报》由上海市科普协会接办；1954年，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所有标本、仪器及工作人员分别移交、调往中科院有关研究所；1956年春，科学社的图书馆全部图书、馆舍设备和购书基金交给国家；1956年秋，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的印刷厂合并于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片社，编辑部合并到上海科技出版社，仪器部分则合并于上海量具工具制造厂；1959年，在“大跃进”、“总路线”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中国科学社的所有房屋、图书、设备和8万余元的款项全部上交国家。

在战乱频仍的年代，“中国科学社”这样一个民间私人学术团体为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确实不易。这同时也说明，“民间”和“社会”的力量其实何其伟大。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leiyi5684@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