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们现在都是中国人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经济名义上是资本主义的，但当困境到来时，我们就不相信信马由缰的私人市场了。这时我们就请求政府提供保护，稳定局面。

这种新型的干预主义，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的，还不如说是儒家的——它相信，公共和私人领域的智者通力合作，将能把我们带出困境。如果说有什么值得宽慰之处的话，那就是，当我们越来越像中国人的时候，中国人也在越来越变得像我们。

近日美国政府提供资金，改变银行的资本结构，而中国人早在1998年的香港股市暴跌时，就已经做过类似的预演了。当时，迅猛狂暴的投机风潮使当地市场遭受重创，为了抵御冲击，中国当局干预市场，用公共资金买下不断贬值的股票。中国政府花费了151亿美元，收购了蓝筹的恒生指数中各公司约7.3％的股份。

那一年，西方的自由市场党徒对中国政府的干预行动感到惊骇，并斥之为一个危险的先例。但那次行动帮助稳定了香港市场。而且就在近日，我们亲眼目睹了世界最大的几家银行几乎被国有化了，与此相比，当年那场救市行动还真是显得微不足道呢。

中国人一直对市场半信半疑。虽说中国版的市场经济已创造了空前的经济增长与繁荣，这一疑虑依然没有消散。他们更喜欢维持很大的贸易顺差——相当于强迫性的公共储蓄——而不是花费自己的新财富。虽然市场力量要求他们的货币升值，但中国人一直对这样的压力表现消极，因为他们担心升值带来的后果。

几年前，中国的一位央行行长在北京对我解释说，他相信日本之所以会经历经济停滞的“失落十年”，就是因为他们在繁荣时期让日元升值得太快了，而中国不会重蹈覆辙。当中国人看到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人经历混乱的“寡头资本主义”阶段时，也感到难以忍受。俄罗斯模式实在是太粗鲁、太惟利是图了。

要等待本次危机尘埃落定，从而对新秩序的状态有所判断，还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但我最喜欢的未来派作家、摩力特集团的施瓦茨（PeterSchwartz）已经预言，我们正在踏入一种新型的政治经济模式中。他说：“显而易见，我们刚刚朝着民主资本主义的反面走了一大步”。

一个必须解决的不稳定因素就是全球贸易的结构性失衡，人们已经将这一状况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第二版”。其基本的意思是，中国和其他亚洲经济体将维持巨大的贸易顺差，并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来让美国维持相应的贸易逆差——本质上就是借钱给美国，让美国得以过度消费。这样的做法造成巨大的游资在国际市场上四处游荡，也带来了较低的利率，从而鼓励投资者过度冒险。

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第二版”必须演进为一种较为稳定的体系。用最简单的话来说，解决这一失衡将需要中国的消费增多，美国的消费减少。这是一场复杂的转变：在经受了过去几个月的震动后，中国人将希望更多地摆脱对全球市场的依赖；他们将更强调国内增长与消费，减少对出口市场的关注。但中国和西方仍然是相互需要的，而且其相互需要的程度也许是空前的。

上周，一个给人希望的迹象是，正当美欧向私人所有制的反面运动时，中国人则在朝向私人所有制运动。中国政府宣布了一项新的农村政策，其目标是让数以亿计的农民拥有他们一直在耕种的土地。这一目标如果实现，将给中国创造新的巨大的私人财富储备，进而推动国内消费与增长。

这次的“2008年大恐慌”期间，我们所有人领悟到的一个现实就是，没有人喜欢让变幻莫测的市场随意摆布。资本主义经济能提供一种独特的活力与弹性，那是我们希望拥有的。但我们也希望拥有保障，希望在市场失灵时，能有一张安全网保护我们的国家和家人。

在年景好的时候，在贫民和不幸者得到救济的时候，那些幸运、富裕的人对人类这种寻求保护的需要嗤之以鼻。但是，银行家们、信托基金里乳臭未干的年轻人们，作为救市行动的受益者，请不要再对我们大声训导什么 “不要依赖别人”、“困难锻炼人”的大话了。无论如何，我们现在都是中国人了，我们都从同一个碗里夹菜吃。

（本文由《华盛顿邮报》提供中文版权。王妙玲/译）

大卫·伊格内休斯

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曾任《国际先驱论坛报》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