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思想中的“全球化”

“柔远能迩，以定我王”，语出《诗·大雅》；“柔远人，则四方归之”则是“子曰”。

几千年来，“柔远”、“怀柔”成为中国统治者理想的驭外、安抚四方狄夷之术。不过何为“柔远”或“怀柔”，则圣人语焉不详，于是后世帝王对 “九夷八蛮”或抚或剿、或和或战，都统称“柔远”或“怀柔”。因中国是“礼义教化之邦”，所以对狄夷的抚、剿、和、战，统统都是“宣我圣教”，“布我德威”。更广泛些说，因中国是位于“天下之中”的“天朝上国”，其他都是蛮夷之邦，因此彼此所有关系在时人眼中都只能是华夏的“柔远”，而无所谓“中外关系”。

这样，近人王之春以编年体形式综述清代自顺治元年（1644）到同治十三年（1874）间中外交涉和与边远少数民族关系的史书，就理所当然地名之为《国朝柔远记》（也名为《清朝柔远记》）。王之春早年入彭玉麟幕，后曾随曾国藩、李鸿章等转战各地，以“文人兼武事”的才干受到称赞和重用，历任浙江、广东按察使，湖北、四川布政使，山西、安徽、广西巡抚等职。这种经历不能不使他对 “夷务”（后称“洋务”）格外关心留意，大约于光绪五年（1879）撰成此书。他在“自序”中坦承编撰此书的目的是详述有关大小历史事件，彼此得失互证，希望以此得以消除隐患，使朝廷能够控制狄夷，或许有益于国家的长治久安。然而，该书完整的刻本迟至光绪十七年（1891）才问世，据他说，本意不过是自己备忘之用，而未敢问世。然而由于向他借阅者越来越多，苦不暇给，于是决定刊刻发行。真实原因可能是，这类介绍外国的书在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不仅不受重视，反而受到抵制，到90年代风气才有所变化，他也才敢全本付梓。

全书共19卷，跨度230年，但从道光十九年（1839）至同治十三年（1874）虽才55年，却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可见鸦片战争后这55年间的“柔远”远胜于此前的195年。不过问题便由此而来：在前190余年间，我中华“天朝”对“外藩”的政策是，如果它对天朝俯首称臣，自然优待；如果它气焰嚣张、不服天朝的管制，“则罚灭之”，在理论上无论是优待还是罚灭，都可说是“柔远”；而后50余年却是国势凌夷，列强侵逼，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所有这些明明是被人蹂躏，如何能说成是“国朝”的“柔远”呢？对此，书前彭玉麟、谭钧培、卫荣光、俞樾、李元度等人所作之“叙”却有详细的分说，读来饶有趣味。

彭玉麟为湘军勇将，武功赫赫，但他在“叙”中却用《尚书》中的理论，说只有“柔”才是最完美的“不易之经”。因此，只有自身的“柔”并不够，而且要以“柔”让别人归顺，以自己的诚信使归附者也变“柔”。和蔼可亲，就是以“柔”致胜，所以要推崇的，是以和顺可亲来感化狄夷的“犷悍桀黠”本性。读完这本书，他“穆然仰见列祖神宗声教”传到全世界，不禁盛赞“盖自文、武以后，柔远之政未有若是之尽美尽善，可以行久远而无弊者。”自周之后，中国历朝历代的“柔远之政”竟没有晚清“尽美尽善”！不过，他只是自说自话地泛泛而论，并未论证为何遭受列强侵凌以来的柔远之政，是超过文、武以后的“尽善尽美”之政。

对此，曾任云南巡抚的谭钧培在“叙”中则明确用《易经》中“惟圣知几，亦惟圣因天”、“知几其神乎”的理论，说早在康乾时期，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就看到“天”要合四海为一家的端倪了。所谓“几”是指事物运动微弱的苗头，只有圣人才能洞察。也就是说，中国遭列强侵凌的实质是“天之欲合四海为一家”，康乾盛世时“天下承平”的中西交往只是这种四海一家的开始，康熙、乾隆才刚刚有所觉察，而外患日甚的咸丰时期却是“天”要中国降服狄夷的正式过程。道光、咸丰年间虽然列强不断入侵，京师曾为英法联军攻克、皇家园林圆明园也为其焚毁，但若对此作深刻细致的研究，这恰是上天赐给的由中国来同化世界的良机。这部“柔远”记述的，便是“四方”归化“中国”的历史，所以其意义不下于《左传》。

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的闭关状态，使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面对此局面，曾任江苏巡抚的卫荣光则从“历史”中寻找根据，认为今日的列强就是昔日的“九夷八蛮”，仍是中国属臣。在他的论述中，列强之所以要以船坚炮利翻山越岭、跨洋过海一路打来，原来是为“我朝”圣主的道德、声望折服，都是来接受指教，将要仿效中国 “德政”的，于是则四海一家。在他的解释中，列强，竟是为听从天朝君王的命令而来。

俞樾是晚清著名学者，他认为此书意义深远，读后不禁叹服“天道”宏伟、覆盖一切，“而我国家所以长驾远驭、陶六合为一家者，其将在此乎！”他更是断言，当今世界分为五大洲即印证了中国上古的“大九州”之说，但推出上古的“大九州”并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说明在神农以前，世界/天下是由中国统治的。自神农以后，天下分裂，“中国”只是神州内的小九州。但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现在列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是为了使世界再恢复到神农氏以前由中国统治“大九州”，即全世界的状态，中国君王将重为“大九州”之君。因为西方的“长技”只是“末技”，只有中国的文化才是世界之根本。因此，他极为乐观地认为，这部“柔远记”便是这种世界重新由中国 “大一统”的先兆。

而曾任云南按察史、贵州布政史等职的李元度则将西方列强侵华，说成是上天诱使他们进一圈套，认为这些人为了通商得利都来到中国，于是“渐近吾礼义之教，自然幡然大变其俗”，所以我们不必担心西方的“教”将“夺吾尧舜孔孟之席”，结果必然是他们“幡然改从尧舜孔孟之教，然后不失乎人之性，而无犯造物之所忌。”他坚信，“吾知百年内外，尽地球九万里，皆当一道同风，尽遵圣教。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之盛，其必在我朝之圣人无疑矣！”

经过他们如此这般的一番分说，明明是一部充满屈辱的 “被蹂躏”的中国近代史，反却成了一部“国朝柔远”的丰功伟业记，这种阿Q式妙论着实妙不可言。若用“现代话”来说，他们倒是看到了今日的全球化趋势，认识到地球九万里将会有 “一道同风”的普世价值观，但他们坚信，最终不仅要用中国文化、即所谓“圣教”来实行“全球化”，而且更是由“我朝”，即大清王朝来实现全球化的普世价值。可惜，此书刊行20年后，不仅“我朝”轰然坍塌，而且君主制这种中华“圣教”核心价值观的制度性外化都被废除。

有趣的是，虽经百余年历史剧变，此种思想却是香火不绝，近年尤炽。现在，有人一方面置史实于不顾，否认中国传统中“居天下之中的中国才是礼仪之邦、其他邦国都是狄夷蛮貊，有待我天朝教化（拯救）的民族文化、道德优越论”的“天下”观；另一方面，他们实际上又承继这种民族文化、道德优越论，提出只有中国文化才能够救世界、要由中国来为世界制定规则、来“为万世开太平”等等。凡此种种，与以上诸公世界将“一道同风，尽遵圣教”，“其必在我朝之圣人”、“统大九州而为之君”的高论如出一辙。相同的论调，其命运终将是相同，抑或不同？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leiyi5684@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