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我头来”陈虞孙

提起陈虞孙，知道的人可能不会很多，但提起《还我头来》这篇杂文，知道的人可能会多一些。在文革结束不久的改革开放之初，在大地刚刚开始解冻、乍暖还寒之时，陈虞孙先生在1979年3月的《文汇报》发表了《还我头来》。全文不足1500字，却犀利精辟非凡，社会反响自然热烈异常。

《还我头来》本是《三国演义》中关云长被杀后在玉泉山显圣的故事，家喻户晓，并无深意。不过，陈先生此时认为，关公喊的“还我头来”其实很有意思，可以大加发挥。他写道：“人各有头，或称脑袋。谁都知道，人不能没有头”。倘有外物袭来，人们都会本能地保护脑袋。“然而一个人长了脑袋究竟派什么用场，却未必尽人皆知。有一种人，虽有一个脑袋，说话做事，好像从来不用一用他的脑袋”。为何如此，颇费琢磨，所以脑袋究竟有何作用，“仍不失为一门学问”。

“人们对这门学问，确实积累了不少经验教训。例如，封建皇朝，曾经有不少人，真心为皇帝着实动脑筋，极其直谏，力竭声嘶，可是往往落得一个丢掉脑袋的下场”，“因此，那些要保乌纱帽的官儿们，为了保脑袋——试问脑袋都不保了，还到哪儿去找戴乌纱帽的家伙呢？——便总结出了一个诀窍，叫做：‘多磕头，少说话’。可以想见，皇帝老是高高在上，往下一看，只见文武百官都趴在下面，脑袋埋在地下，屁股翘向天上，一片万岁之声，整齐划一，岂非江山一统，天下太平了吗？”但是，封建王朝最终仍被推翻。

不过，“人长着一个脑袋到底有什么用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陈先生“庆幸”自己在垂暮之年碰上了这个问题，文革中不是强调 “不理解也要执行”吗？“你们看，全国八亿个脑袋就只他一个脑袋行，你们七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脑袋都不行。你们不理解也要执行。你们干脆把脑袋上缴得了。谁不照办，索性把你的脑袋砍掉了。这就叫革命。可算是最最最最彻底的革命了。如此一转眼就十年。这是失去了脑袋的十年。要说实效呢，并不小。试看，万马齐喑，一片荒凉，如入无人之境。人而亡头，国将何有。万幸的是，在这存亡绝续之际，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这批丑类，拨乱反正，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也挽救了人们失去的脑袋。丰功伟绩非同小可”。不过，他并不盲目乐观，而是提醒人们，现在还有人“仍在过去昏天黑地的十年里，自愿把自己的脑袋层层上缴，自以为既可安身立命，又可延年益寿，久而久之，已经形成了他们的人生哲学和做官的诀窍了”。这种人不仅认为没有自己的脑袋无关宏旨，“甚至以为没有脑袋反而比有一个脑袋好。譬如，需要开个会商量些事情，会上总不免七嘴八舌，意见纷纭。这种人就难免觉得，事情就坏在每个人有一个脑袋。如果大家都把脑袋缴了，让一个人说了算，岂不省事。对这种人，如果提出‘还我头来’的口号，他不仅会不感兴趣，反会认为多事哩”。

或许因为读者反响热烈，十几天后，陈先生一鼓作气，又写了《“头头”与“本本”》一文，同样不足1500字。

这篇文章开头就说，由“还我头来”联想到“头头”，由“头头”又联想到“本本”。因为“古往今来，不少爬上‘头头’的宝座的人，往往是靠‘本本’起家发迹的”。不过，这“本本”却不是一般的本本，而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天书”。天书有五大特点：一是必得之于天；二是一定只有个把人能得到，并非人人得而有之；三是一定只有那个得此天书的人，才能看得懂，即便凡人得到也看不到上面有什么字；四是“书上说的，一定大到安邦定国，小到包医百病的万宝全书；五是“得此天书者一定是个天生圣人，是个天生的头头，谁不服他，就是违天，就要遭到雷劈火焚，万劫不复”。根本原因，就在于利用千百万善良百姓的迷信。当然，现代的“本本”决不会完全采用过去“天书”的形式，而天书的原理却不能违反。但是，“只有有朝一日善良的老百姓彻底地破除了迷信，什么七十二变化，也骗不了谁，吓不倒谁。那时候，那种想靠‘天书’招摇撞骗起家发迹的人便施展不出神通了”。所以，“怎样不受骗、不被骗、不被吓，还得彻底地破除迷信，真正发挥自己脑袋的用场。不信神，不怕鬼。用自己的脑袋，独立思考，只服从经过千百万老百姓的革命实践检验的真理”。

两篇文章如此之短、如此之尖锐犀利、酣畅淋漓，放得开收得住，拿捏得恰如其分毫不逾矩，颇得鲁迅杂文神髓。方寸之间大显身手，固得益于“学识”，更得益于丰厚的人生历练。

1904年出生的陈先生是江苏江阴人，20年代就读于金陵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在厦门、天津、上海等地教书。在那个动荡的大时代，青年知识分子很容易左倾，陈先生由左倾而参加革命，于1938年参加共产党，可谓标准的“三八式”干部。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他曾先后担任《解放日报》副社长、上海市文教委员会秘书长、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

1957年夏，最高领导人震怒之中发出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的号令，《文汇报》自然成为反右的重点单位，领导层大改组，总编辑徐铸成被撤。“老革命”陈虞孙就在此时被任命为报社总编辑，任务当然是使《文汇报》回到“正确方向”。从此时到文革初被打倒，这十年间他一直是报社总编辑。这十年，报纸处于风口浪尖，因此“犯错误”者颇不乏人，但种种复杂情况，陈先生如履薄冰，终未出大事。对此，他的部下、老报人唐振常先生回忆说：“当阶级斗争驰的时候，他办报真是游刃有余，得心应手，提出一套又一套的方案，把报纸办得生龙活虎一般”，“当阶级斗争张的时候，他表面上亦可不动声色，一样可以跟着‘左’的做法去贯彻在报纸上，也可以把报纸办得似乎很有声势，其实是杀气满纸。但我忽略了他作为报纸总编辑不能不跟之苦，不了解他内心深处的想法。在当时情况下，他自然不易表露真实的想法，更何况是对于在他领导下的干部。但偶然也冒出一句两句牢骚语，比如一次我和他去剧协开会，人问他看不看一个叫《沸腾的一九五八年》的戏。他气呼呼地脱口而出：‘不看。沸腾个屁！’问者吃惊”。

作为党报主编，当然不能不跟形势。但在关键时刻，他却自有定见。1965年11月，陈先生奉命在《文汇报》刊出了江青与张春桥、姚文元策划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拉开十年文革大幕的文章。有此“良机”，陈先生本可与一些人一样，乘机而上，权倾一时。但他却不为所动，并不积极表现主动靠拢，所以，在1966年夏即被“打倒”，关入牛棚，受尽磨难。

三十年前开始提倡的思想解放、提出启蒙，就是要破除“现代迷信”。痛定思痛，陈先生痛感那场巨大灾难的最主要原因是人们失去了自主的思想，结果是“人而亡头”、“失去了脑袋的十年”，所以他才提醒人们要“真正发挥自己脑袋的用场”，疾呼“还我头来”。三十年后，人们可还记得他的呼声？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leiyi5684@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