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办救国（上）

“买办”，Comprador，原本是葡萄牙语，用现在通俗说法，就是跨国企业里的中方职业经理人。在当年上海，它被翻译成“糠摆渡”，也就是中洋之间的桥梁。

由于国际贸易初萌于广州，继兴于上海，所以两地附近县城便成了出产买办最多的地方，其中最出名的有广东的香山帮、江苏吴县的东山帮和浙江的宁波帮等。在晚清“四大买办”中，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均为广东香山人，席正甫为江苏东山人。在19世纪末，全国有933家洋行，以每家平均雇有10名买办计算，全国买办人数即为1万人。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少的人数了，而且他们基本都聚集在沿海及长江流域沿线的城市，自是一股不可忽视的财富阶层。到1920年前后，洋行总数为9511家，买办人数超过10万人。在近现代史上，他们是第一代脱离了土地、具有独立特征的企业家阶层。

在买办群体中，最值得纪念的人是郑观应（1842－1922）。

郑出生于买办世家，其叔父等人也为多家洋行的买办，他少年时游历过越南、泰国和新加坡等地，17岁那年，也跟很多同乡一样，到上海宝顺洋行做了一名学徒。到1873年，英商太古洋行创办轮船公司，年轻的郑观应被延聘为总买办。他很有经营谋略，曾经总结出办好轮船公司的十条经验，其中包括用人得当、加速船运周期、降低能耗、多揽客货等等。为了降低能耗和运输费用，他购买的轮船均为烧煤少、行驶快、装货多的新式轮船。在他的经略下，太古轮船公司后来居上，发展得极为迅速，据他自称，“当太古开办之时，只有旧船三艘，力与旗昌争衡，尚属得手，所以逐年添船，获利更厚”。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为了办好局务，他将当时名声最大的两个买办、也是郑观应乡亲的唐廷枢和徐润拉了进去。一个很隐秘的事实是，当初唐廷枢为招商局招股，竟暗中说动郑观应出钱入了股，因此，郑也是招商局的一个股东。1877年，郑观应与太古的合同期也正好到了，唐竭力拉拢郑观应入局，太古方面出高价挽留，郑观应再三考虑，还是续签了五年雇佣合同。

在他与唐廷枢的协商下，招商局与太古签订了“齐价合同”，从而以“双寡头”的方式垄断了长江航运，两家公司的利润因此连年大涨。

很快到了1881年，郑观应的五年合同期眼看又满了。招商局又打起这位经营奇才的主意，这回是李鸿章亲自出马，他向朝廷上奏，恳请将郑观应“一门好善”的事迹载入广东省志和县的县志以示表彰，奏片刚刚写好，盛宣怀就马上抄录了副本寄给郑观应，这对于郑氏家族实在是一个无比荣耀的事情，郑观应自是感激涕零，在回函中表示，“感悚交集，非得笃爱深知，曲为详达，时与春嘘，乌能承此”。不久后，李门大弟子盛宣怀又乘李鸿章南下之机，邀郑观应一同到吴淞口拜见了李中堂大人。接下来，唐、徐和盛三人轮番上阵，劝说郑观应转投招商局。

冰雪聪明如郑观应，此时“心若辘轳，殊难臆决”。太古一向待他不薄，英方总经理冷士唯更是私交甚笃。进招商局的利弊在他看来也是明摆着的：就职位而言，他在太古是位居华人之首的总买办，进了招商局肯定将排在唐、徐及盛等人之后；就利益而言，也是大大的跌了身价。他在给唐廷枢的一封信中说得很明白，“不计薪水之多寡，唯恐舍长局而就短局，有关名誉。”这些眼前的得失倒还不是他最优先考虑的，让他再三迟疑的，其实还是招商局的官商体制，他的顾虑有二：一是“所虑官督商办之局，权操其上，不若太古知我之真，有合同可恃，无意外之虑”，二则是将来“日有起色”，钻营者必多，“虽然我公现蒙李傅相器重，恐将来招商局日有起色，北洋大臣不是李傅相，遽易他人，误听排挤者谗言，不问是非，不念昔日办事者之劳，任意黜陟，调剂私人”。

不幸的是，郑观应所虑竟然在日后一一应验，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他思虑再三还是决定转投招商局。他说服自己的理由是：招商局目前的经营格局尚不稳健，“若不早日维持，恐难自立，我国无轮船往来各通商口岸，更为外人所欺辱”。最后七字，是来自郑观应的内心召唤。

1882年2月，郑观应与太古的合约期满，3月，他接受李鸿章的委札，就任招商局帮办一职。

买办生涯如此稳定而多金，唐、徐、郑三个香山人却相继弃之转投，究其原因，除了商业利益的评估外，更大的冲动应来自于他们对国家的报效之心。

1870年前后，距鸦片战争已经30年，这期间，一方面洋货大量进口，侵蚀瓦解着中国原有的经济结构和基础，导致中国利源大量外流。另一方面外国势力日益深入中国内地，开矿、行船、办企业，掠夺各种资源、渗透把持中国经济命脉。其情其景，国人莫不忧心。

买办一族，是当时中国人最早接受“西风”的，也可以说是最先开化的。他们日日与外商接触，有的还从小接受英美教育，对先进的商业理念和现代国家观念有深刻的认识。而在这过程中，他们也对中国的落后和国民之愚昧最有切肤之痛。唐廷枢的同学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回国后，也在上海宝川洋行当过一段时间的买办，他回忆说，“买办之俸虽优，然操业近卑鄙”、“以买办之身份，不过洋行中奴隶之首领也”。这种低人一等的屈辱感，深嵌在很多买办的人格中。因此，国家稍有召唤，他们自会义无反顾。唐廷枢在回顾他接掌招商局的心态时就说：“自置轮船揽运货物，以收利权，此正富国便商之要务也”，在一次股东会上，他更是慷慨地对众人说，“枢、润不虑资本之未充，亦不虑洋商之放价，惟盼各帮联合，共襄大举，使各口转运之利，尽归中土，……此事固创千古未有之局，亦为万世可行之利”。其言辞铿锵，百年后读来犹有金石声。

这些人中，以郑观应的观念最为先进，他被认为是近代史上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改良思想家。

郑观应在太古当买办的时候，就开始写作《救时揭要》和《易言》两部书。据郑观应研究专家夏东元的考据，《救时揭要》始写于1862年前后，刊刻于1873年，《易言》则完成于1880年，创作的原因是“目击时艰，凡属臣民，无不眦裂”，“每于酒酣耳热之下，闻可以安内攘外者，感触于怀，随笔札记，历年既久，积若干篇”。在这两部书中，郑观应第一次提出强国之道除了兵战，还要进行商战，“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非富无以保邦，非强无以保富”。

要商战，首先要学西方，“效其技艺，臻于富强”。这一观念并不新鲜，自魏源之后，时人俱有此论，这在当时的洋务派已成共识，超人之处在于，郑观应继而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论述。

第一，他从孟子“国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出发，出人意料地引导出民间资本是商战主角的结论。作为航运业的大家，郑观应早就对洋务派所办实业有冷静的观察，他看到当时两大轮船制造企业，福建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的经营都非常不顺利，一是效率低下，二是资金匡乏，三是质量粗糙。而在他看来，如果让民间商人来造船，不独“资用可以源源不穷”，而且技术也易于精良，“商人造，则该事系商人身家性命所关，即无人督责，亦不虑其不造乎精巧”，“同一造轮，而精粗美恶自有天渊之别矣”。这一从产权清晰化的角度来论证企业效率的思想，已深得制度经济学的精髓，迄今视之，仍为公理。更让人惊奇的是，郑观应还将国营资本、民营资本与国际资本进行了有趣的比较，得出的结论是，附资于官，勒索很多，以至无利可图，而附资于洋商，则有可靠的利润。恐怕连他也不会料到，这个观察竟然在一百年后还在生效。

第二，郑观应认为徒慕西方的技艺之长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操泰西立法之大旨本源”，这个大旨本源就是改良政治，“仿泰西之良法”，实行君主立宪。他还在《易言·论议政》一篇中详细对比了中西政制的优劣。

郑观应此论可谓惊世骇俗，已算是“异端邪说”。当时的政界和学界仅有少数先知先觉者形成了类似的思想，大臣郭嵩焘在1875年的一份奏稿中提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学者王韬则在1879年的《重民》一文中提出中国应实行“君民共主”的主张。从时间上看，买办郑观应的论述都早于两人，因而后世学界公论，郑氏是第一个提出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人。郑观应的这两部书都由他自费刻刊，分送给亲朋至交们，唐廷枢、徐润均得赠拜读，并深以为然。这种理念上的一致，是他们做出相同选择的思想起源。然而，出乎这些买办意外的是，后来的事实演进却大相径庭。

吴晓波

财经作家，蓝狮子出版人wxb680909@yahoo.com.cn

• · 买办救国（下） 　|　 2008-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