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办救国（下）

郑观应在招商局的日子过得并不愉快。

到1884年，唐廷枢和徐润相继被盛宣怀赶出招商局，郑观应成孤鸿一只。其后十年间，洋务派再无大的建树。

1894年7月，清朝与日本爆发战事，史称“甲午战争”。这两个在20多年前同时进行近代化改革的东方国家，决定当面较量，最终清廷大败。在中国历史上，甲午战败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时刻，所谓“一战而人皆醒矣”。晚清至民国初年最杰出的改革思想家梁启超尝言，“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战后，举国激愤，人人思变，康有为等人发起维新运动，雪耻强国之声陡然放大。在这一激荡时刻，郑观应因《盛世危言》一书再成焦点人物。

郑观应在过去的十年里，一边忙着为盛宣怀打理各地的实业事务，一边还在完善着他的变革思想。1894年春夏，就当甲午海战开打的前后，他刊印了五卷本的《盛世危言》。他自称，“时势变迁，大局愈危，中西之利弊昭然若揭。”在这部书中，他继续呼吁“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提出创办新式银行、平等中外税收、收回海关权、铸造简便通货等等切实可行的措施。他更大胆地提出向日本学习，这种务实气魄绝非寻常书生可比。另外，更为重要的是，他比十年前更为清晰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内容包括实行立宪、设立议院、进行公开选举，他坚定地写道，“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

《盛世危言》一经刊印，很快洛阳纸贵。一些朝廷官员将之向皇帝进献，光绪看后大为赞赏，命总理衙门印刷2000部散发给大臣阅看。经过皇帝的推荐，此书成了近代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时政类畅销书，英文的《新闻日报》刊文说，一些地方的考试常以《盛世危言》中的内容作为考题。该书在当时对国之青年的影响非常之大。很多年后的1936年，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交谈中就说，“由于父亲只准读孔孟经书和会计之类的书籍，所以在深夜把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他偷读的书中就有《盛世危言》，此书读毕，“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

也是在1894年前后，郑观应还向朝廷推荐过一个年轻人，他就是日后推翻帝国的孙中山。

孙文跟郑观应一样，也是广东香山人——后来这个县因此更名为中山县（市）。1894年4月，就在中日战事将起之际，孙文写出洋洋八千言的 《上李傅相书》，6月，专赴天津向李鸿章投书。在这封信中，年轻的孙文对发展农、工、商、学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鸿文既成，需托人推荐，孙文找到了香山同乡郑观应。郑写函给盛宣怀，请他转达。史料显示，李鸿章对孙文的投书毫无反应，后者自此决意告别改良，投诸暴力，以血腥革命的激进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

郑观应与盛宣怀互相欣赏，是一辈子的好朋友，他们是当世最杰出的实业家，在胸怀抱负、思想高度、战略眼光和经营能力上可谓一时瑜亮。不过，他们在官督商办的理念上却始终格格不入，郑信仰民本主义，对官商体制从来深有不满，十多年前唐廷枢、徐润在招商局的下场更是寒透了他的心。可是，他对盛又有知遇之心，也很想借盛的官府背景和强势力量振兴国家实业。这种矛盾心态纠缠了他的一生。

1896年5月，盛宣怀被湖广总督张之洞招去接手当时国内最大的、正陷入困境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盛当即邀请郑观应担任总办。

对于接管汉阳铁厂，郑观应曾十分犹豫，最后决定“义务出山”，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总理汉阳铁厂，当时声明系当义务，不领薪水。不过欲为整顿，以救危局，而慰知己耳。”

虽然不领薪水，办起事来却是当仁不让。郑一上任，就宣布招募民股，充足股本。同时，他将化铁炉改建在铁矿产地大冶，大大降低了铁砂长途运输的成本。接着在生产改进上，他提出“觅焦炭，选人才”是拯救铁厂的两大当务之急。汉阳铁的问题是价高质差，英美工厂的生铁每吨生产成本为15两，汉阳厂需25两，而其关键就在于原材料焦炭的紧缺以及提炼技术落后。为了解决焦炭问题，他派人在较近的江西、湖南等地勘探煤矿，最终选定用最近的萍乡焦炭，“自行设局买煤炼焦”。为了降低运输成本，他还建成由萍乡到湘潭、株洲180里的铁路。解决了原料供应问题后，他对炼铁技术再做创新，聘用高水平的英国工程师，还专设学堂，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双管齐下，仅仅一年，汉阳铁厂的生产很快起死回生。

在他的战略调整下，汉冶萍（汉阳、大冶和萍乡）形成了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钢铁联合体，在中国工业史上地位显赫。

郑观应与盛宣怀的最后一次争执发生在1911年，此事关乎帝国的生死。

1911年1月，盛宣怀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他决定把铁路全部收归国有。甲午之后，大兴铁路渐成热潮，朝廷将之当成国策，民间看到巨大利益，国际资本也不甘失去机会。于是，它成了各方争夺和博弈的最大热点。从1904到1907年间，各省先后成立18家铁路公司，其中，13家商办、4家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1家官办。在中国百年企业史上，能源产业（煤铁矿及后来的电力、石油）和资源性产业（铁路、银行以及后来的航空、电讯业）一直是利益最为集中的领域，对其的争夺及利益配置构成了国家经济政策的所有标志。这一特征在晚清已经呈现得十分清晰。

盛宣怀坚定地认为，铁路必须国有化。他的逻辑是，铁路既然是事关国家命脉的经济事业，而且有如此丰厚的利益，则自然应该由国家来垄断经营。所以，在过去的七年里，他一直不遗余力地修筑铁路，同时则密切关注各条铁路的权益动向。在投资理念上，他的想法是：如果国家有钱，就坚决国营投入，如果没有钱，就只好引进外来资金，但宁可借款而不出让股份，如果借款，宁借外债，不信内资。

1911年5月，就在当上邮传部尚书不久后，盛宣怀上奏要求将已经民营化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回国营，朝廷准奏此事。盛宣怀则与英、德、法、美四国紧密洽谈借款事宜。

正是在铁路问题上的不妥协，导致了民间的企业家集团与朝廷的彻底决裂。当时著名的工商人士中，除了郑观应，大多对盛宣怀的这一决策不以为然。后世视之，盛宣怀在铁路事宜上，除了国有理念与民间有重大分歧之外，还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一是缺乏与民营资本的坦诚沟通。他以多年的政商经验认为，在朝廷的威权之下，民间资本从来都是“软柿子”，招之即来，挥之则去。二是在股权回收上，明显欺凌民股。根据他公布的方案，政府只还给民间股东六成现银，另四成是无息股票，也就是说，投资人不但没有任何的投资收益，还承担了四成的损失风险。他的方案受到郑观应坚决反对，他给盛发去急信，认为“如政府收归国有，自应本利给还，不能亏本。若不恤人言，挟雷霆万钧之势力，以实行此政策，恐人心解体。”盛宣怀接信后，置若罔闻。

于是，“路权回收令”颁布后，各省商民群起反抗。1911年5月14日，长沙举行万人群众集会，接着长沙至株州的万余铁路工人上街示威，并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拒交租税以示抗议。紧接者，四川组织保路同志会，宣誓“拼死破约保路”，参加者数以十万计。6月30日，郑观应再写信给盛宣怀，紧急提议，“查反对党所说不公者，其意不过要以后之四成给还有利股票，照原议商议，不成，原银缴还而已……恩威并制，迎刃而解。”但一意孤行的盛宣怀还是无动于衷。

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保路同志会领袖，枪杀数百请愿群众。四川民变骤生，清朝廷紧急抽调湖北新军驰援四川，导致武汉空虚。10月10日，在同盟会的策动下，数百新军发动起义，星火顿时燎原。这就是推翻了千年帝王统治的辛亥革命。

郑观应逝于1922年，晚景萧条。当年的三个大买办先后都毅然告别优厚且能世袭的洋行生涯，转而为朝廷所用。日后让人唏嘘不已的是，唐、徐、郑三人自投身于官督商办事业之后，其经历竟是同样的坎坷悲情。唐廷枢逝于1892年，据当时人称“身后萧条，子嗣靡依，未能稍食其报。”徐润后来被盛宣怀赶出招商局，又经历多年磨难，逝于1911年，所积财富不过万两。人生运势随国运而动荡，是非得失如此诡异，让后来者一言难尽。

吴晓波

财经作家，蓝狮子出版人wxb680909@yahoo.com.cn

• · 买办救国（上） 　|　 2008-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