搁浅的“鲸鱼”

一行阴郁的大标题横跨《每日电讯报》的头版：《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这篇报道引用了英格兰银行行长金（MervynKing）的话。金警告说，英国处于一场“深重的衰退”之中。《每日电讯报》评述说，“现代以来，从来没有人对英国的前景做过如此悲观的估测”。

或许能给美国人一丝安慰的是，英国的金融危机和美国一样严重。经济学家和交易商正在描述着一场全球性的经济瘟疫，受打击最重的国家，就是那些最开放、最接受贸易与资本自由流动的国家。

在英格兰银行的等候室里，矗立着一个古旧的木质书柜，一句典雅的拉丁文箴言刻在书柜的顶端：Scientia Est Pabulum Animi（知识乃心灵之食粮）。不错，在英格兰银行，有关本次危机的精神食粮真的是很丰富。我聆听了一些英国经济学家和金融交易商的见解，以下择其要点，稍做讲述。

让我们先来做一番玄想吧：假设一位帝国时代的中国官吏正坐在紫禁城里考察全球经济。这位中国官吏在研究了过去几百年的历史之后，肯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创造产品和服务方面，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绝对技高一筹，但作为一种组织金融部门的方式，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就远不是这么成功了，因为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它带来了层出不穷的金融危机、银行挤兑和恐慌大潮。

金融崩溃是19世纪英国小说的常见主题。在这次旅行中，我随身携带了乔治·艾略特的小说《丹尼尔·德龙达》。在小说中，女主人公关德琳（GwendolenHarleth）收到了母亲寄来的一封阴沉的信：“一场可怕的灾难已经降临到我们所有人头上。我们对商业一窍不通，也永远弄不明白，但格拉普内银行倒闭了，无数人遭了殃，我们的生活全毁了”。

我们的金融体系总是会周期性地崩溃，而在全球化时代，这种现象变得更加危险了。聪颖的人士创造了越来越奇异的金融产品，以至于连那些买卖这些产品的人，都几乎无法弄明白其中的机理。这些“人工合成”的证券已经完全和基础资产脱离了关系。正如投资家巴菲特所说的，它们绝对是金融界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而金融体系变得越复杂，它就越容易遭受突发的冲击所伤害。当今金融体系的死穴之一，就是它的不断复杂化：人们不断组建庞大的公司，进行电子交易，结果就连最聪明的人都无法控制他们创造出来的这些东西了。

以花旗银行为例，它已经成为不良管理的典型范例。到底是哪些白痴让花旗银行这个大怪物毁掉了华尔街呢？呃，是这么一些人：鲁宾（Robert Rubin），他曾经当过财政部长；威尔（Sandy Weill），一年之前大家还一直认为他是金融界最精明的交易商；菲舍尔（Stanley Fischer），他是世界顶尖经济学家之一；罗德斯（WilliamRhodes），他有几十年的处理“第三世界”金融危机的经验。

我无意为花旗银行的管理团队开脱，他们做出的决策实在是糟糕透顶。但关键问题并不在于个人的贪婪或愚蠢，而在于体制本身。

现在大家认定的另一群混蛋是那些监管者，他们未能阻止这场混乱的爆发。现在那些金融机构都像在沙滩上搁浅的鲸鱼一样奄奄一息，但曾经有成千上万的银行监管者和会计师仔细审查着这些机构的财务账册，却没有预见危机的来临。在安然丑闻之后，我们对监管体系进行了严厉的改革，制定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其目标是迫使CEO对公司的财务真实承担个人责任。但很明显，这一改革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

面对这么一个每隔15－20年就会崩溃一次的金融体系，我们应该怎么修补呢？那些受监管的金融机构可以进行一些冒险，而且可以借钱进行更大、更危险的赌博，使风险进一步加剧。我希望这些机构受到更多的限制，使它们不能再这么冒险了。但我也明白，一旦监管加强，进行杠杆交易的机会减少，贪婪的投资者将会投资于收益率更高、不受监管的资产。大萧条期间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逐渐失去作用的。该法最终在1999年被撤销。

合理的办法是将古老的反垄断规则适用于金融部门。事实证明，在这个世界上，“大”并不意味着“好”。我们需要更小、更灵敏、更贴近客户的银行。这样的银行如果犯了错误，就让它们倒闭好了，损失不会太大。现在我们正在援救那些庞然大物，但我们也应该想想另一种思路：把它们分割肢解，变成正常人也能管理好的机构。

（本文由《华盛顿邮报》提供中文版权。赵信/译）

大卫·伊格内休斯

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曾任《国际先驱论坛报》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