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的回响 (二)

薛田资（GeorgeStenz）是一个新德国精神的代表。他出生于1869年，两岁时，俾斯麦统一了德国，这个国家迅速跃升为欧洲第一强国。1894年，在山东传教的薛田资将自己的经历整理出版，它有一个自我炫耀式的名字——《在孔子的家乡》。这种感觉或许多少像是东征的十字军占领了耶路撒冷。在这本书中，他吹嘘说，鲁南教区是多么成功，他所资助的巨野县的磨盘张庄更是“模范村”。

不过，他的乐观没能持续多久。1897年11月1日的深夜，一群手持刀枪的人闯入他的家中。这一天正好有两位圣言会的传教士拜访他，薛田资将自己的卧房让给他们。于是，他躲过了一劫，这两位传教士被杀害。

关于这一事件的原因，至今没人能说清楚。一种说法是，当地居民对他的张狂深恶痛绝，还有人说他牵扯到本地的秘密社团之争，传教士们常借助他们的力量，以扩充教众。

在之前的三十年里，类似的教案已发生了上百起，它们或大或小，但经常遵循着类似的模式。这种模式在1870年的天津教案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860-1863年，法国军队曾驻扎在此，激起了本地的愤怒。法国人的傲慢与不敏感，加剧了这种情绪。法国领事馆占据了一座原来的皇家别墅；而1869年又选定了一处中国寺庙的遗址以修建维多利亚圣母大教堂；而加入了教会成为修女的中国姑娘们，经常不再回家看望父母，当她们被指责为不孝时，教会则出面保护她们，很多人相信，教会正在破坏他们相信的传统伦理。到了1870年，敌视的情绪因为一则谣言而更加剧烈了。

弃婴是晚清社会的锢疾之一，其中大部分是女婴。修女们为了拯救这些婴儿，给每个送来婴儿的人一小笔钱。它随即引发了一个意外的结果——一些人专门拐骗婴儿，送到教会换钱。而恐慌的父母亲们，随即把罪责推到了他们本就不信任的教会——它在拐骗走他们的孩子。

谣言因为习惯的不同，而继续增长。为垂死的婴儿洗礼和实行基督教葬法，都让民众相信，教会在有意杀害婴儿。激愤的群情传达到地方官，天津的道台在6月约见法国领事，转告他当地民众要求搜查教堂，被后者严词拒绝。但在接下来的和一位名叫崇厚的官员的会面中，双方达成了谅解，由清朝官方进行一场无伤大雅的搜查。

当双方觉得事情正在了断之时，法国领事又听说那位不合作的道台大人正率人要冲进教堂。领事傲慢而鲁莽地冲进了崇厚的家中，挥剑砍掉了大人的书桌一角，并向崇厚开了两枪，尽管没有击中，但这种公然的侮辱，一下子使事件变得不可收拾。

领事和他的秘书试图冲出官邸，并杀了一名随从人员。可想而知，这两个狂妄的法国人当即被杀并被碎尸。连锁反应也产生了，昔日的愤怒得到了爆发的机会，法国领事馆、教堂、育婴堂都被烧，10名法国修女、2名法国神父、7名外国侨民和一些中国教民被杀。当时的直隶总督曾国藩查办了此事。他的处理充满了节制，处决了16名中国人，并派遣崇厚前往法国道歉，当然还有一大笔赔偿金。

彼此的怀疑、流传的谣言、积郁的愤怒、莫名的傲慢，这些因素像药剂一样搀杂在一起，不知何时会突然被引燃，产生超出意外的破坏力。居住在中国的汉学家卫三畏对此评论说：“简言之，这次骚乱的全过程——它的缘起、蔓延、高涨、迸发和平息——如同曾经出现的任何其他事情一样，蕴涵着中国与欧洲文明在融合过程中所存在着的许多严重的障碍。”而对于一个世纪后的历史学家MaryClalaughWright来说，1870年的天津教案标志着“同治中兴”的终结。清王朝在1860年代短暂的复苏之后，又开始了更为屈辱的历史。

在某种意义上，1870年代的天津仍有幸运之处。曾国藩是一位杰出的大臣，镇定而克制地处理这一切。也是在此刻，普法战争爆发了，法国分身无术，一场中法间更大规模的冲突没有爆发。

而1897年11月的山东，则是另一个故事了。中国与世界的形势又发生了改变。两年前中国战败于日本，签定了《马关条约》，引发了欧洲新的想象——中国比想象的要脆弱得多，一股瓜分中国的狂潮要开始了……

驻北京的外交官人选变化，暗示了这种新趋势。1895年，窦纳乐（ClaudeMacDonald）被任命为驻北京的英国公使，之前他一直住在开罗，是一位非洲事务专家，在一年后的一封电报里，他说，“将中国看成一个文明国家实在是大错特错了”。

窦纳乐的任命充满了象征意义。北京原来的那位“中国通”正被调离，他们代表着西方对中国文明的最后欣赏。新任德国公使也来自非洲，法国公使同样熟悉非洲远甚于亚洲。他们带着肢解非洲的自信与热忱来到北京，而对于久居北京的旧人，必定感到一种新的焦虑。执掌海关多年的赫德评论道：“我辈之人多年来将中国视为有文化和文明的民族的努力将被窦纳乐击败，因为此人对东方一无所知，而其工作方法是基于对付非洲黑人的经验。”

所有的西方国家中，德国最为踊跃。好大喜功的威廉二世在1890年罢免了俾斯麦。他还年轻，急切地想自我表现。德国谨慎的外交政策，迅速让位于咄咄逼人的扩张。于是，1897年11月1日夜晚山东的一场惨剧，与往昔那些教案不同，它给予了德国一个再好不过的借口，它要租借胶洲湾，割占青岛。山东巡抚毓贤的行动看起来迅速而有力，他立刻抓住并严惩了凶手，期待寻得德国政府的谅解。但这于事无补，德国军队仍如期到来。

不过，很多普通民众乃至士兵对于到来的德国军舰没有太多的不适感。在山东日照县石臼所滩头，盘着辫子的中国士兵把小船上的德国军人背到岸边，因为那位领路的薛田资教士用山东话对中国士兵喊道，如果能够下水把他们背过去，会给他们一些钱。一位德国军官在战斗日记中写道：“我们用一袋烟的工夫就出奇制胜地打下了日照城，大家不相信这是在敌人的国家。我们迈着悠闲的步伐，那样高兴和无忧无虑。日照城里笼罩着一片寂静。中国人在早上知道了我们来的消息，下午的时候已经跑光了。”

不过，对于1898年的中国来说，不管是德国人入侵山东，还是农民们攻击教堂的行为，都没有那么严重。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北京的官僚系统、年轻知识分子们、外交人员被一场变革牢牢地吸引住了眼光。几个从广东来的读书人，努力使26岁的光绪皇帝相信自己可以成为明治天皇式的人物，能以果敢的努力迅速重塑中国，赢得强大与自尊。但只有最精明的政治人物，才会注意到这场引人期待的变革背后，有着多么深的裂痕。年轻的皇帝和他的支持者们雄心勃勃地发动变革，但真正的掌权者却是慈禧太后和她的仆从。后者担心前者真的拥有权力，以获取国际的支持力量。在名义上，皇帝已在八年前亲政，但是太后却一直控制着一切。对于皇帝来说，变革不仅是国家权力的伸张，更是个人权力的证明。

许知远

《生活》杂志出版人edmund.z.x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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