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整理国故”（上）

2009-05-18

雷颐

1919年，在新文化运动达到顶点、新思潮最为高涨之际，力主“反传统”的胡适却似乎突发思古之幽思，提出要“整理国故”的号召。此论一出，便引起争论。有人热烈响应，使“整理国故”运动取得了至今仍令人赞叹、堪称丰硕的学术成就，对文化的积累和学术的进步，无疑有着不容否定的巨大意义。有人激烈反对，指其为对新文化运动的背叛，不仅有复古倾向，而且别有用心，要引诱青年在国难当头之际钻进“故纸堆”，置民族国家之危亡于不顾，实际为统治者服务。这种指责并非毫无道理，在当时的情境下，甚至引起了青年更多的共鸣。

这些称赞或批评当然各有其道理，但时至今日，这些称赞与批评或已无关紧要。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以客观、从容的态度对胡适提出“整理国故”的背景、动机及其意义做一历史的探讨和理解,从而对新文化运动也有更全面的认识，甚至对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也会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胡适认为，中国过去的一切都可称为“国故”，但“国故”中又包含“国渣”与“国粹”。研究国学，就是为了区分、理解“国渣”与“国粹”。

1919年年末，经过群情激昂的“五四运动”之后，“新思潮”、“新文化”取得了摧枯拉朽般的巨大胜利。在这种情况下，胡适发表了重要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试图对新思潮的目的、内容和意义做一概括性的说明和总结。胡适开篇即提出了 “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作为新思潮和新文化运动的纲领。在这一纲领中，“整理国故”是以“再造文明”为根本目的的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和步骤。在被称为“全盘”、“彻底”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的诸位思想先进者中，胡适却又首先提出要 “整理国故”，的确有些出人意料。但在胡适而言，这却是“顺理成章”的。

胡适认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他认为，这种“评判的态度”主要是对制度风俗、圣贤遗训和社会公认的行为与信仰这三方面做以理性为标准的重新评估。这三方面的重新评估，与中国旧有的学术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整理国故”，“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

胡适特别强调对古代的各家各派“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还他一个真价值”。所谓各家的“本来面目”和“真价值”，主要是针对几千年“独尊儒术”所形成的以三纲五常为体统的儒学教条，剥去其被视为“万古不易”的神圣之光，而对从前被视为异端邪说因而不被重视的各种思想和学说做一客观评价，阐发其中的合理因素。因此，胡适激烈批评“保存国粹”的主张：“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现在许多国粹党，有几个不是这样糊涂懵懂的？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

几年后，他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写道：“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

这些可说是胡适提倡 “整理国故”的本意，也可说是“整理国故”的纲领。也即要通过“整理国故”分清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与糟粕，去芜取菁，再造新的文明。这一思路有存有去，有舍有取，重视传统，却意在创新，相当平稳。

但是，胡适在不同时候，针对不同问题，对这一题目的侧重与说法却又有所不同，甚至彼此矛盾。例如，就在写这篇文章的前几个月，他在给毛子水的一封专论“国故学”的信中对学术研究抱“有用无用”的态度提出批评，认为这是应当摒除的 “狭义的功利观念”，主张为学术而学术，“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但他自己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实际并未遵循“为学术而学术”这种价值中立的原则，而是以打倒儒学、“再造文明”作为“整理国故”的目的，具有明确的现实的“功利观点”。

1927年，针对对 “整理国故”是“复旧”的批评，他写了《整理国故与打鬼》一文，对“整理国故”运动做了进一步的辩护和解释。他说，之所以要整理国故，“只为了我十分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厉害胜过柏斯德（Pasteur）发现的种种病菌，只为了我自己自信，虽然不能杀菌，却颇能‘捉妖’‘打鬼’”。也就是说，其目的并非“为真理而真理”、“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术”，更不是发思古之幽思的怀旧复古，而是 “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他的功用可以解放人心，可以保护人们不受鬼怪迷惑”，是对传统批判的继续与深入。

再比如，在1928年夏写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中，他在对清代学者的治学的考证学方法大加推崇的同时，又格外强调“材料”，即研究对象的重要性。他认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虽然与西方学者的方法一样 “科学”，但却只以“故纸堆”作为研究的“材料”，所以对国计民生无大作用，也是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故纸的材料终久限死了科学的方法，故这三百年的学术也只不过是文字的学术，三百年的光明也只不过是故纸堆的火焰而已！”

一方面反对“狭义的功利观念”、提出整理国故要坚持 “为真理而真理”“为学术而学术”的为学之道，另一方面又以对传统文化进行 “捉妖”“打鬼”、进而“再造文明”作为整理国故的纲领和旗帜；一方面力倡“整理国故”，另一方面又唯恐青年人因此而“钻故纸堆”，所以用“废物”、“死路”等惊人之语提醒青年应 “换条路”，走自然科学与技术的“活路”。这种自相矛盾与其说是胡适的思想混乱所致，勿宁说是客观环境使然。在一个安定、正常、合理的社会中，学术与政治相对隔离，“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对文化的积累意义殊深，无疑也是为学的正途和常态，本不成其为“问题”。这是胡适所追求、向往的，因而情不自禁屡屡提倡。但在正处社会转型的近代中国，新旧思想的冲突格外尖锐、激烈，整理国故的确又极易为守旧者所利用，为旧势力张目，这是胡适所坚决反对的，所以不得不对此又充满警惕，意识到在这种情境下很难做到“为学术而学术”。在近代中国，“学术”实难摆脱“政治”的纠缠。在这新旧交替的关键时刻，他又希望能以深入的学术研究为基础，将新文化运动中迸发出的虽启人心智却不无浮躁的思想火花经过深化和煅造，作为民族新文明的基质沉淀下来。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leiyi5684@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