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热”中说“国学”

2009-06-10

雷颐

“国学”本是一种与社会现实的关系相对薄弱的“纯学术”，由于种种原因，已被冷落多年。不料近来却突然走红，在“官”与“学”双方都引起了某些兴趣，以至形成了一股引人注目的“国学热”。“国学”而成“热”，殊为不易。有人认为这是媒体热炒的结果，但媒体为何要热炒这与国计民生原本干系不大的“绝学”？而媒体的热炒为何又能得到相当的呼应？可见，除了媒体的“热炒”外，定有某些更为复杂深刻的背景与因素。

其实，原来本无“国学”一说，只是在近代西学东渐且所向披靡的情境下，才有“国学”的产生，以与西学（新学）相区别乃至相颉颃。但“国学”原无精确定义，举凡有关中国传统的各种道德文章、经济学术等等都可称为国学。因此，从近代开始到本世纪初，国学倒不乏学术之外的社会政治意义。它曾是“顽固派”抵制新学、反对革新的工具，又曾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鼓吹“反满革命”的有力武器。不过，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国学”遂蜕尽“杂色”，成为涉世无多、仅囿于书斋的“纯学术”，成为学院派知识分子栖身的象牙塔。因此，在那个时代才产生了一批成就斐然的 “国学大师”，其学术成就大都令人敬佩。

新中国成立后，学术领域也要求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取代一切旧的学术传统。对“旧知识分子”影响殊深的国学自然首当其冲，对《红楼梦考证》的批判，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对知识分子进行非常严格的“思想改造”的重要内容。国学因而长期被视为“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而被严厉批判，于是再次被赋予一种难以逃脱的政治意义：在这种情境下，如果仍坚持“国学研究”，就意味着拒绝“思想改造”。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国学”又重新复出，经过近20年的发展，终于成为今日热度空前的“国学热”。90年代“国学热”对传统文化的“全盘肯定”，与80年代“文化热”中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反差。但正是充满激情也因此不无偏激的80年代 “文化热”，将传统文化的许多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摆在人们面前，迫使人们对传统文化进行更加冷静、理性、细致的研究和思考，“国学研究”自然而然提上日程。事实上，梁漱溟及“新儒学”的一些代表人物和思想，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就日渐成为研究的热点。不过，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大力提倡和支持，“国学”最多只能成为“知识界”研究的热点，很难成为今日铺天盖地、席卷全国的热潮。

国家对“传统”、“国学”的明确倡导和支持是从1989之后开始的。1991第1期的《高校理论战线》报道了“前不久”由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和由北京高校部分教师组成的“民族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研究课题组，联合组织召开了“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座谈会，“与会者就近几年来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潮的表现、根源、危害以及如何正确对待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会许多同志认为，近几年来，在理论界、学术界、文化界和社会上重新泛滥起一股以‘反传统’为时髦，乃至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和全盘肯定西方文化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潮。这股思潮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带来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应该认真加以清理和批判。”他们认为，这“近几年泛滥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社会等各个领域”、“不少同志联系近几年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泛滥的实际情况指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在理论界和社会上，尤其在经世未久，对传统文化缺乏了解的青年学生中造成了思想混乱，对其危害绝不可低估。”他们还认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产生的原因有四个方面：“是‘全盘西化’论的组成部分”，“是歪曲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产物”，“是国外某些言论的再版”，“是走极端的片面性思维方式的表现”。他们进一步说道：“民族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给青年人造成的心灵创伤比直接的政治结论更严重，所以我们应该花更大的力气清除其影响”，“要深层次地解决青年的思想问题，应首先向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开刀”。“这次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紧密联系，它不是一切都不要，而是不要传统，不要社会主义，不要党的领导，而要西化，要资本主义”，所以“否定传统的危害性越看越严重，对其严重性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因此，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史无前例地以整整一版的篇幅发表了 “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的长篇报道，提倡国学，提出：“所谓‘有中国特色’，一个重要含义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深入地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提高中国人的自尊心、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等等，都是一项基础性工程”，“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尊称为 ‘国学’，并无不当”。仅仅两天之后，8月18日的《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发表了“久违了，‘国学’！”的短评，盛赞国学研究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1993年11月14日，央视《东方时空》又以“国学热的启示”为题，对“国学热”作了详细介绍、宣传。1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高屋建瓴，启迪后人”的“侧记”,报道了季羡林先生在北大就东方文化和国学作的一次报告，这是北京大学团委和学生社团举办的“国学月”的一个重要项目。1994年2月1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季羡林先生的“国学漫谈”一文，明确告诉人们“国学决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其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特色”上、“它的光辉也照到了国外去”和“激发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这三个方面。他尤其强调：“探讨和分析中国爱国主义的来龙去脉，弘扬爱国主义思想，激发爱国主义热情，是我们今天‘国学’的重要任务。”

与《人民日报》如此频密地宣传、提倡国学相呼应，《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中央电视台等均以前所未有的篇幅多次宣扬“国学热”，报道有关研究状况，并不断发表“国学/中国文化/东方文明”将主导21世纪、拯救全人类的宏文。“国家级”媒体的宣传无疑具有强烈的导向意义，“国学”迅速热遍全国。一些报纸开设了“国学”专版，一些大学相继成立国学班或国学院，一些中小学在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下开始读经，政府开始祭孔，央视的“百家讲坛”事实上蜕变成“国学”的“独家讲坛”……

原本只是少数学者象牙塔中的“国学”，近20年来在国家的有力推动下，终于成为声势浩大的“热潮”，这表明主流意识形态做出了某些调整，减弱了某些“普遍性”而增添了某些“特殊性”，更多地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政治理论资源，其话语具有日渐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本文无意也不必对这一“调整”做出分析与评价，仅想指出，“国学”而成热，便是这种调整的结果。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leiyi5684@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