倔强的部落

2009-11-03

大卫·伊格内休斯

不久前，我在伊斯兰堡与一位巴基斯坦情报官员探讨巴军在南瓦济里斯坦发动的攻势。我们正谈话间，一位来访者提醒道，在过去的150多年里，巴基斯坦的中央政权一直在派出大军，沿着那里崎岖不平的山路行进，攻打同样的部落堡垒，但几乎每次都徒劳无功。

“没错，”那位巴基斯坦官员回答说，“这一次的军事行动并不新奇。”但他解释说，本次进攻将有一个不同之处：在军事行动结束之后，军队将开始一场政治与经济的重建工作，以完成当年强大的英国殖民者从未完成的事业——逐渐使瓦济里斯坦融入巴基斯坦。

不过，历史的价值在于，它教导我们对眼前的社会转型工程保持怀疑。巴基斯坦的主体地区被奇怪地称为“有人居住的地区”，我和巴基斯坦军方一样，也希望那些部落地区最终能与“有人居住的地区”融为一体。但我也认为，这将是一场极其艰苦的反叛乱行动，它将考验巴基斯坦的军事技巧和政治决心。

自从1850年英国人抵达瓦济里斯坦的边境以来，那里的部落就一直在抵抗外来者。最初的战争形势是，该地区最强悍的两个部落马苏德与瓦济尔部落屡屡击退那些入侵其领地的敌军，而英国人屡屡发动惩罚性的袭击。这样的战斗模式一直延续到今天。当时的部落总是在战斗中痛击英国人，从而拒绝妥协，迫使殖民军撤退。而在现代史上，巴基斯坦政府军在该地的行动，往往也是这样的结局。

从1850年到1880年，英国对瓦济里斯坦发动过至少六次惩罚性的远征，但屡遭挫折。最著名的一次是在1860年，一支5000多人的殖民军沿着今天巴基斯坦军队行进的道路攻打瓦济里斯坦，虽然他们将马苏德部落各酋长的房屋夷为平地，但该部落仍然拒绝谈判。迫于无奈，英国人最终撤离。

瓦济里斯坦的部落酋长对本族的独立视若珍宝，那也代表着他们的荣耀。英国人对这样的倔强不屈感到恼火，一位殖民军军官曾写道，瓦济里斯坦是一块“傲慢之地”。不过，1921年英国的一本以瓦济里斯坦战争史为主题的著作也承认：“在本乡作战的瓦济尔人和马苏德人，可归入世界上最勇武的战士之列。”

1894年，英国欲在瓦济里斯坦建立一座要塞，结果未能成功，当时一位殖民机构的委员布鲁斯（RichardBruce）写道，这些部落坚持不与外界沟通，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不法之徒的啸聚之地。

一个世纪之前，就如何对付这些悍勇的瓦济里斯坦部落民的问题，英国人曾经爆发争论，而今天白宫就阿富汗政策进行的讨论，与其颇有相似之处。归根到底，争论的关键，是应该用惩罚性的军事打击（现代语言称为 “反恐”）来对付他们，还是应该以一种更宏观的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政策来帮助当地的民众（现代语言称为“反叛乱行动”）。

在英国殖民时期，依靠军事火力的方法被称为“关闭边界”政策。1938年陆军中校布鲁斯（CharlesE.Bruce）（上文提到的那位委员的儿子）在一篇针对瓦济里斯坦的专题论文中写道，这种“以惩罚性征讨为辅的不干预政策”已经遭遇了可悲的失败。“在这种政策之下，这个部落地带不仅陷入了无政府和混乱状态，而且仍然是不法之徒和劫掠团伙的避难所”。

布鲁斯认为，“桑德曼政策”是一种更好的选择，那是指巴基斯坦南部的俾路支斯坦的殖民总督桑德曼爵士（SirRobertSandeman）的政策，该政策更重视经济发展和“部落的福祉”。布鲁斯总结道：“巴基斯坦的边疆问题绝不仅是军事问题，它同样是经济问题，这已经是一种陈词滥调了。但在行动中，我们怎么老是忘掉这一点呢？”

1936年，一位名叫米尔扎·阿里·汗（MirzaAliKhan）的激进分子在北瓦济里斯坦发起暴乱，此人有“伊皮的法吉尔”之称（译注：伊皮是地名，法吉尔是伊斯兰教苏菲派宗教领袖的一种谦称），可算作那个时代的本·拉登。当时布鲁斯便极力主张用反叛乱行动的方法来对付这场暴乱。英国人动用了一支4万人的大军追击阿里·汗及追随他的“圣战者”，甚至空袭他藏身的山洞，但总是不能成功。“我们在山洞里发现他余温尚存的篝火，但他已经远走高飞，而我们的卧底每次都说不清他到底跑向了哪个方向。”当时的一位英国军官哀叹说。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位可怕的“伊皮的法吉尔”，最终在1960年平安地逝去。那时由于国家安宁，他已经是个被人遗忘的人物了。

大卫·伊格内休斯

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曾任《国际先驱论坛报》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