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张”的命运 （下）

1882年元月，张之洞补授山西巡抚，主政一方，终于跻身封疆大吏之列。他共任山西巡抚两年零4个月。在此期间，他席不暇暖，整顿吏治、清理地方财政、裁撤摊捐、清丈地亩、劝本务农、赈荒救灾、严禁烟毒。最重要的是，在主管实际事务的过程中，他渐渐感到中国传统方法已不完全适用，开始向洋务派转化。

他接受了多次到山西赈灾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在山西实行“洋务”的建议，包括开矿、兴实业、办学校。他认识到，山西的洋务远远落后于沿海各省，故专门设立了洋务局，要求下属学习、讲求洋务。由于治晋有方，1884年5月末，在中法战争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清廷任命张之洞为战争关键处的两广总督。正是这场战争，使他对洋务的认识更加深刻，于是，他在两广也大办洋务。

大办洋务需要大量资金，但地方财政困难异常，于是张不得不做出开放“闱姓”赌捐惊人之举。“闱姓”是晚清两广较为流行的一种以科举考试进行赌博的方式，咸同年间，广东当局为筹军饷曾一度弛禁，但为“清流”奏请禁止。而原来的“清流”张之洞奏居然请开闱姓之赌，自然引起轰动，引人讪笑，种种严厉抨击、参奏接踵而来。无奈之中，张之洞给朝廷上折为自己辩解。他分析了不得不弛禁的客观原因，认为“清流”只有面对实际，才会知道不能凡事都按本本、教条去做，要摒弃嗜好空谈大话的陋习，才有可能逐渐“务实”。两广总督的四年，张之洞完成了向洋务派的转化，由此成为洋务派后期的领袖人物，成为晚清一代名臣。1909年秋，张之洞病逝，三天后清廷即上谕加恩谥予“文襄”，备极衰荣。

与张之洞的官运亨通相反，张佩纶却是仕途坎坷潦倒。1883年底，张佩纶进入综理洋务的“总理衙门”，出任总理衙门大臣，开始管理实际事务。以言官翘首而执掌实际事务，35岁的张佩纶官至正三品，声望更是如日中天。

但进入总理衙门只几个月，政坛突发变动，慈禧与恭亲王奕盉矛盾白热化，最终在1884年4月下旨罢免奕盉，史称“甲申之变”。但张佩纶却“不识时务”上疏为奕盉辩护，触怒慈禧，被其严斥。5月中法战争和战未明时，张佩纶坚决主战，言辞激烈。出于种种考虑，慈禧干脆任命这个喜谈兵事却毫不知兵的书生前往福州主持防务。7月3日，张佩纶抵达福州。8月23日下午，海战打响，马尾港内11艘中国军舰在短短一两个小时内就被击沉9艘，福建水师全军覆没。马江之败，原因多多，有中法两国军舰水平的差距，有两国兵力的差距，当然还有张佩纶的备战、指挥的失误等等。比如，熟读经史的张佩纶居然还使用让士兵换上商人衣裳、派人在岸上插许多旌旗以虚张声势、不切实际地用火船攻击敌舰的“战术”，或想上演一出当代“火烧赤壁”。

战斗打响后，从未到过火线的张佩纶上山观战，法舰炮火之猛烈远远远超出他的想像。炮声隆隆、火光冲天，“主帅”张佩纶却惊恐万分，从后山仓惶而逃，全然不顾自己平时总是慷慨激昂、大言主战。时值大雷雨，其鞋跑掉，狼狈不堪，一直跑到18里外的彭田村才安顿下来。而船政大臣何如璋也逃之夭夭。马江之败，张佩纶自然罪责难逃，其实清廷应负主要责任。他被发配到察哈尔充军，这一年，他三十有七。

张佩纶曾是慈禧宠臣，这次慈禧却定要严惩，原因殊不简单。其实，就在任命张出京赴闽的同一上谕中，还命令同时“清流”的吴大贗会办北洋事宜、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名为重用，其实是要将这些“清流”赶出京城。

他们的出京与受罚，标志着 “清流”的解体。不久前这个强大的政治派别还在政坛上呼风唤雨、权倾一时，不到一年便土崩瓦解，只因此时慈禧已剪除政敌，大权在握，无需再借“清流”敲打异己，相反，“清流”的存在已成她为所欲为的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一句话，“清流”本就是最高统治者打人的工具，兔死狗烹，中国政治传统向来如此。只是慈禧为削其势力把他们赶出京城太过迫不及待，甚至不惜以“会办”军务之名，全然不顾书生典兵可能酿成大祸，未免太把军国大事视同儿戏。当然，对慈禧来说，与争权夺利相比，军国大事只能是“儿戏”。

1885年春夏，张佩纶开始了为时三年的罪臣流放生涯。哪知他来到荒僻的察罕，竟引起了蒙古王公、俄国商人和日本“游历使”的注意，访客不断，朝廷立即关注，都统急将他追返张家口。对自己戏剧性的宦海沉浮，张佩纶发出“朝是青云暮逐臣”的无限感慨。好在京中好友时常寄赠银两，尤其是李鸿章，多次赠银不菲，使他平安度过三年戍期。1888年春，张的戍期已满，按例要交 “台费”、“部费”三年共计2000两，这笔巨资，又是李鸿章一力承担，他才得以释归。

李鸿章之所以慷慨援张，因其与张佩纶本有“世谊”。张的父亲张印塘曾与李属“患难之交”，且张守卫的庐州就是李鸿章的家乡，二人交情更深。以后张佩纶步入政坛，李鸿章一方面“念旧”，一方面欣赏其才华，故对他一直另眼相看。同样，张在官场也给李“面子”，他“以直声震天下”，参劾高官举不胜举，但从未直接参奏过李鸿章。张佩纶过津时，李曾主动看望，二人来往更加密切。现存二人之间600余封信函表明，两人对朝政长期互相沟通。尤其是进入总理衙门的几个月，张更是三两天就与李通一次信，向李详告各种情况。此次张佩纶落难，李鸿章不仅不吝钱财助其渡过难关，还多次去函表示慰问。他以长者身份劝张说：“公是有心人，惟矜气过重，视事太易，致此蹉跌”，但又鼓励、赞扬说国内像他这样“敏果有志略者，戛戛难之”。天津机器局将奥地利普兰德海军官军学校教习阿达尔美阿著《海战新义》译出印行不久，李鸿章即给张寄去：“附上《海战新义》一书，望悉心参详，较胜于故纸堆中寻生活。以水师败者，必以水师求胜，非空言大话所能济事也。”凡此种种，均显示出李对张的殷殷关切。

所以，当张戍满回到北京成为一介草民、四顾茫然不知何往时，又是李鸿章接纳了他，成为北洋总督府中为李主管文书的幕僚。对经过一番磨难的张佩纶，李鸿章更加推崇。最后，李干脆将才貌双全的女儿李菊耦嫁与张佩纶。李菊耦当时23岁，相貌出众，能作诗、弹琴、弈棋，还熟悉历史掌故，喜品评书画，由于有见识，有时李鸿章还要她代看公文，是有名的才女。宰相府年轻貌美、才华横溢的千金小姐竟要嫁与年满40、且是流放归来的 “罪臣”、还结过两次婚的张佩纶做“第二填房”，以世俗标准来看太不相配，故轰动一时，甚至传为笑谈，戏谑文字不少。婚后二人感情甚笃，度过了一段夫妻恩爱、如胶似漆的日子，于1896年生子张志沂。附说一下，张志沂于1916年娶逊清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黄素琼，二人在1920年秋生下一个女儿，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女作家张爱玲。

张佩纶婚后一直住在天津北洋总督衙门内，着意回避政治。但原本是政治中人，又是“宰相”李鸿章的女婿，还住在“政治旋涡”的北洋总督府内，最终却未能逃避政治。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8月1日，清政府向日本宣战。甲午战争，事关重大，李鸿章首当其冲，张佩纶自不能免，此时他在北洋总督府亦不能不对此屡发议论、屡提建议，一些建议与李的其他幕僚不合，因此得罪一些人。就在清政府对日宣战之后、平壤战役全面展开之前，朝廷突然下诏，将张佩纶逐出天津，勒令立即回原籍。原来御史端良奏劾张佩纶，说他以罪臣身份呆在北洋总督府、紧随李鸿章，“居北洋幕中，妄干公事”，应对这几次战争失利负责。奏劾张佩纶，是军机大臣、醇亲王亲信孙毓汶和北洋总督衙内李鸿章几个亲信共同策划的结果。因为孙从来以贪著称，十几年前张佩纶就参劾过他，故一直想找机会报一箭之仇。李鸿章左右则因对张提的意见不满而生忌恨，其中主角竟是李鸿章长子李经方。郎舅失和，反目成仇。

张不得已离津，但他提出想去南京，得到同意。1895年初春，中国军队节节败退之时，被逐出北洋衙门的张佩纶携妻南下南京。随后几年国事蜩螗，张佩纶“忧伤君国”却又对政坛深感失望，无可奈何。1900年秋，慈禧急盼李鸿章北上与列强“议和”，尤怕自己被列为应受惩罚的“祸首”，盼李与列强交涉使自己免受惩罚。这时，慈禧又下诣重新起用张佩纶，赏他为翰林院编修、随同李鸿章办理交涉事宜，但张并无意于此，经多次催促才在1901年初谈判基本结束时前往北京。在形势逼迫下，慈禧也下诏变法，开始行“新政”，设立“督办政务处”统办全国新政，庆亲王奕、荣禄、王文韶等，张佩纶被任命为襄办。但此时，他于仕途已意兴阑珊，不顾众人劝说坚辞不就，离京返宁。李鸿章1901年深秋在京逝世时，张在南京未及奔丧。

1902年至1903年，此时已是“天下名臣”的张之洞来到南京。多年老友，近20年未见，在此期间却只见了一面。个中原因，说法不一。一说是张之洞知道朝廷不喜张佩纶，故百般推脱。另一说法则正好相反，谓张之洞来宁后多次想见张佩纶，但后者因当年同僚如今天壤而以病辞之。无论哪种说法，终归最后还是见了一面。回首当年意气风发，如今物是人非，二人垂泪而别。1903年初，张佩纶于潦倒中在宁病逝。

尽管张之洞身后在当朝备极衰荣，但在某种意义上说，“二张”最终的命运却如出一辙：“文革”中响应“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的红卫兵在1966年11月8日掘开张之洞与三位夫人在家乡河北南皮县双庙村的合葬之墓，曝尸荒野，任人拨弄踢踹，不知所终；10月24日，红卫兵掘开张佩纶与夫人在家乡河北丰润大齐坨黑山沟的合葬之墓，二人尚完好的尸骨，被红卫兵用锹镐捣碎。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leiyi5684@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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