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拳下的郑屠和法庭上的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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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15

十年砍柴

十年砍柴/文 郑屠何许人也？《水浒传》中虚构的人物，绰号“镇关西”，生活在北宋末年。

王三何许人也？当下重庆人氏，真名王天伦，在重庆官府轰轰烈烈的打黑中被捕，已开庭审理，就待法庭判决发落。

这一古一今、一虚一实两人，有颇多共同处：他们都起于草根层，以屠宰为业。而且都不是平常的屠夫，用现在的话来说，是“肉霸”，仗着自己的势力欺行霸市或欺男霸女，有黑道的嫌疑。最后的结局也如大多平民百姓所希望的那样，下场很惨。郑屠死在鲁提辖的拳头下，而王三，尽管目前他还只是犯罪嫌疑人，但对中国政治形态和司法现状稍有了解的人也明白，他被无罪释放的概率微乎其微。

郑屠当然是个坏蛋、恶人，他欺负金翠莲父女的情节确实令人发指。据金翠莲向鲁达哭诉：“因见奴家，便使强媒硬保，要奴做妾。谁想写了三千贯文书，虚钱实契，要了奴家身体。未及三个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利害，将奴赶打出来，不容完聚，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钱三千贯，父亲懦弱，和他争执不得，他又有钱有势。当初不曾得他一文，如今那讨钱来还他？没计奈何，父亲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儿，来这里酒楼上赶座子，每日但得这些钱来，将大半还他，留些少女父们盘缠。”由此激起了侠士鲁提辖的怒火，决意为这位弱女子讨个公道。于是就有了多数中国人在课本中读过的那一幕：“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年少时读这段故事，我和多数孩子感觉一样，觉得鲁提辖这种快意恩仇的做法好过瘾，对坏蛋，就得这样惩罚。等到年岁渐长，见识较多，理性精神略多一些后，觉得鲁提辖这种做法实在是不妥。

首先是鲁达听金翠莲一面之词，没有经过认真核实，就前去问罪，且不容郑屠争辩，钵子大的拳头就打将过去。根据一般人的社会经验，地头蛇逞强凌弱是常态，但常态之中也会有例外。谁能保证金翠莲不是金二从小养大的“瘦马”，以其为诱饵来图员外们的钱财？

其二，金翠莲父女和郑屠之间只是一种民事纠纷，谁是谁非需要认真调查的，而且需要公权力部门来调查裁决。而鲁达这种江湖好汉自己充当了法官，且这法官当得并不合格，既没有充分听取两造的意见，又不去调查，而对郑屠施以私刑，直至毙命。

撇开金翠莲父女的一面之词，从《水浒传》的描写来看，郑屠算个很和气的买卖人，甚至可以说勤劳。他还亲自到肉铺坐镇，其买卖的规模，比起重庆的王三小多了，对鲁达这样一位低级别的官家人，也相当的谦卑。只是鲁达故意找茬挑衅，惹怒了他。鲁达对郑屠的恨意，除了相信金翠莲所述的其为富不仁的情节外，更重要的原因是郑屠这种出身卑微的富人，其社会地位的上升对鲁达这类下级军官的尊严构成挑战。——本人在拙著《闲看水浒》中曾详论过。鲁达的气愤是：“俺只道那个郑大官人，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这个腌脏奴才，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却原来这等欺负人！”在打郑屠之前，也历数了郑屠这种“ 僭越”的罪过：“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夫，狗一般的人，也叫镇关西！”——鲁达的这番话，隐含着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商业和商人的看法，可利用商人生财，可收商人的赋税，但坚决要堵住商人因经济实力高涨而要求政治权利的欲望，从而动摇以农业立国，以礼法治国的根本。——礼法的核心就是等级，商人再有钱也不能比官人哪怕是鲁达这类边防派出所长神气。

笔者此说，当然不是为郑屠辩护，而是想分析一下一种传统的社会情绪：为什么对侠客之类的人士动用私刑惩罚财主，大多数人会有一种快意。至于这个财主究竟犯了哪些法，是不是真的“为富不仁”，没多少人去深究。我当然不是说“仇富”是中国的传统，这种社会情绪的根源是，几千年来老百姓对官府维护社会公正没有信心，在目睹种种不公后，除了忍受，就是企盼“清官”和“侠客”的出现。盼“清官”则是对庙堂的一点希望，希望京城派来一个手持尚方宝剑、清正廉明的大官，但多数还是失望。盼“侠客”则是对江湖寄予希望，希望出一位杀富济贫、惩恶扬善的好汉，但“侠客”维护正义和伤害无辜的界线是模糊的。是官府的普遍不作为甚至公然为恶催发了这种民间情绪。

再以拳打镇关西为例。如果在一个现代法治社会里，金翠莲父女和郑屠的债务纠纷，完全可以诉至法院，通过原、被告举证和辩论，法院作出公正判决。金翠莲甚至可以找妇女保护组织或娱乐业行业工会来维权。这当然只是假想，在北宋时期的渭州城，当官的欺负百姓，富人欺负穷人，弱者却没有救济渠道是常态。于是，金翠莲的自述，便容易让人相信。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及制度没有根本的改变，千百年来的看客便忍不住为鲁达的“私刑”拍手叫好。

我们再把话题回到重庆的王三身上。不是由鲁达去暴揍王三而是以公权力的名义，对其提起刑事诉讼，从形式上说，当然是进步。但既然王三站在法庭上，那么这样的案子就应该严格地依照法定程序来审判，而不是在“人治”的外面罩一层“法治”的皮。对此，我并不乐观。庭审时公诉人历数王三的恶行，其中包括他采取暴力手段垄断市场，将不就范的商人打死打残。这种案子发生好几年了，苦主为什么不能寻求到救济，一定要到运动式的“打黑”到来，才老账新账一起算？难道仅仅因为以前重庆的官场没有“大清官”和“大侠客”？而今有了“大清官”和“大侠客”？如果是这样，“打黑”也很难打出真正的公平正义。

看到为另一个涉黑的民营企业主黎强的辩护律师，被满腔正义感的为官者痛骂的情形，我不得不承认，赞美鲁达对郑屠的私刑，当下还很有群众基础。原因无他，东京和北京，渭州和重庆，千年来没啥本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