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炼利:动用经济监管手段保障食品安全

强制推行针对食品的“产品责任保险”到时候了

近日，“国家质检总局要对所有婴幼儿乳制品生产企业实行驻厂监管，派驻1400个驻厂工作组，近5000人，对所有的乳制品企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严格有效的监管，确保这次专项检查之后生产的乳制品质量安全。”

古训“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但是，怎么个补法还是大有讲究。

我认为，这种补法还是我们几十年一管制的大呼隆做法，声势是浩大，成效如何就难说了。这不是一种长效做法。这是动用行政手段制止经济犯罪的临时措施。

既然是市场经济，应该要有一个通过经济手段来保证经济健康发展的长效方案方法。这种方案方法发达国家早就施展得游刃有余。而我们几乎是空白。是什么方案方法呢？是在中国食品行业强制推行产品责任保证保险的方法。我们的台湾同胞在90年代中期就实行了。

什么是产品责任保证保险？在保险有效期内，由于被保险人所生产、出售的产品或商品发生事故，造成使用、消费或操作该产品或商品的人或其他任何人的人身伤害、疾病、死亡或财产损失，由保险公司在约定的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

在国外，产品责任保证保险早已是个成熟险种，我们这里还是个青涩的柿子。

如果三鹿公司曾投了产品责任保险，此次事故对消费者的赔偿责任就要由保险公司与三鹿公司共同承担。保险公司不介入，6000多患儿按如今的医疗收费，三鹿恐怕要赔破产。

但国家从长远考虑肯定不希望三鹿破产，就像美国从长远考虑不救雷曼却救“两房美”一样。美国将次贷搞成了房贷，使得遍布全球的对美国持有债权的人们要为美国人买单，中国纳税人最终也免不了为三鹿买单的——政府买单就是纳税人买单。三鹿董事长向大家鞠躬了，这是谢罪，也是提前谢谢将要为三鹿买单的同胞们。

要避免以后纳税人再莫名其妙为无良企业买单，推行产品责任保险使必须的。这里，不谈保险公司如何操作产品责任保险等技术问题，只是要强调一点：一旦保险公司与企业签定产品责任保险合同，保险公司就有责任密切跟踪和参与企业生产销售等诸多环节，帮助企业建立和完善风险管理体系。

诚然，我国很多企业都通过了ISO质量认证，食品企业还要求通过QS认证。但是，中国的国情使得这些认证不过是让企业得到一张产品上市认可证而已，对保证产品质量不起什么作用。众多质量认证部门与众多企业的关系就是卖证与买证的关系，这也是质量认证部门与企业的唯一实质性的经济关系。试看三鹿出了这么大事故，谁会去追究是哪个认证单位让三鹿通过质量认证的呢？

而产品责任保证保险使得企业与保险业必须结成良性的经济利益关系。保险业为了自己避险考虑，也就是出于保护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需要主动关心主动监督被保企业的产品质量情况。

中国一出食品质量事故，舆论就免不了延伸到发达国家老百姓命更“金贵”的问题——人家可以巨额索赔。但这巨额索赔的钱哪来的？是人家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市场经济并不神圣，市场经济是利益经济，利益要通过博弈实现的，市场博弈不一定两败俱伤，市场博弈也可以双赢乃至多赢，产品责任保证保险就能达到保险业、企业、消费者的多赢。在此多说一句，美国投行伤了，伤在他们自以为是市场经济的主宰上，自以为是市场经济的主宰，就有持无恐坏市场经济游戏规则。这次是游戏规则狠狠惩罚了他们。肆无忌惮破坏市场游戏规则，即使你是玩老了的老玩家，也有输得很惨的一天。

中国需要动用经济手段重拾信用

市场经济与姓资姓社真的无关。但是与信用息息相关。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中国市场上缺失的是信用，所以，中国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当然，搞市场经济的美国投行现在在全世界人面前信用缺失了，但不能说美国投行一贯是这样的，说美国投行一贯这样，等于骂全世界投钱到美国的人一贯、一律都是傻瓜笨蛋。这不但打击面太宽，也不实事求是。

同样，中国的市场经济也并不是天生就信用缺失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中国的市场经济很有信用，很有诚信，因为有诚信，中国的二、三十年代是民族企业品牌绽放的时代。我们这些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对此耳熟能详。光是上海的日用品名牌，从二三十年代延续下来的就有华生电扇、固本肥皂、剪刀肥皂、双钱套钱、民生墨水、如意牌搪瓷器皿、亚字牌灯泡、大无畏电池、佛手味精、鹅牌汗衫、白玉牙膏、留兰香牙膏、黑人牙膏等，这些名牌都是民众口碑垒就的，是实打实的。1995年上海有名特商店152家，其中78家中是1949年前传承过来的，现在这些传承过来的名牌绝大部分是有名无实被糟蹋了，原因也是缺乏信用和诚信。

我们现在是需要重拾诚信。

中国人的传统道德在十年动乱中遭到了毁灭性的刨根掘底的破坏，以致使这个民族在1980年时开始的针对面向成年人的精神文明建设教育竟然不得不从“五讲四美”的幼儿园教育开始（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而与面向全民族的幼儿园道德教育同步进行的，正是中国式的市场经济！中国式市场经济起步时，正值全民族不再敢讲基本道德长达十几年之后！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尊老爱幼、尊师重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长辈要有礼貌等等这就是一个民族的基本道德，但在文革中都作为“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表现遭批判！甚至连“道德”两字都遭批判，一提“道德”，前面必加“虚伪的”、“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等定语。而文革中，的确已经无法再讲“道德”：当每一个人成年人都面临着随时被揪出来的可能——一个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有问题”都会遭到连坐，于是“与家庭划清界限”、“与父母划清界限”、自己揭发别人、自己被别人揭发就是那个时期的常态! 而“揭发”，当时是“觉悟高”的表现。这种“揭发”文革前就开始了。文革前一年即1965年，我的初中女同学到派出所揭发她的工人母亲在玩麻将，派出所抓了个准，她就成了“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榜样，不久她就入了团。这样的社会延续了十多年，全民族的道德都被扭曲，不讲诚信也就成了常态——一在鼓吹、提倡、表彰人与人之间互相“揭发”的社会，能有诚信可言吗？所以，“五讲四美”才不得不把“讲道德”列入“五讲”之列——正因为文革造成全民族不敢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正因为文革中讲脏话算“造反派的脾气”、行为粗鄙是“造资产阶级文明的反”,所以, 提倡“五讲四美”是对无法无天的文革无奈的“拨乱反正”。否则，我们是无法对文明世界解释、对我们的后代解释：为什么要在80年代面向全国成年人实施幼儿园道德教育的。

很不幸，我们的市场经济就是建立在民族道德文化被破坏殆尽之后，建立在全社会不讲文明道德长达十几年之后！今天中国式的市场经济种种堕落状，很大部分是在饮文革的苦果！

市场经济本身是利益经济，市场经济渗透了利益的博弈，为了让博弈者多方不至于在利益的博弈中灭绝——想得到利益是为了活得更有滋味，而不是为了过把瘾去死——所以才有法律。法律，原本是为市场博弈定的规则。大家都遵循规则，约定俗成，也就成了道德。商业道德就是这么来的。但商业道德是建立在基本道德之上的，一个社会如果连基本道德也不讲，遑论商业道德？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中国的道德断层时代，这个道德断层造成的影响，起码要影响两到三代人。。。。。。这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

一个民族的文明之根遭到了这样空前绝后的重创，重建道德重建诚信就不是三五年、十几二十年就能奏效的，今天，我们通过真正的市场经济手段重建能达到双赢多赢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用利益制约关系来规范商业行为，也是为在中国重建商业道德另辟蹊径。

推行食品责任保险有助于带动就业

这次要派5000人的工作组进驻乳制品生产企业，不知这5000人从何抽调？但既然是工作组，总不是常驻机构，并且政府也不宜派员常驻企业的。这样一来，谁也不能保证这阵风过了，乳品行业是否就能保证产品质量再不祸害百姓了。并且当今中国食品制造业有6000家，饮料制造业有4000家，农副产品加工业有1.6万家，中国食品行业中问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企业还多得很，国家机构不可能总充当救火队，也没有那么多的救火队员。

而如果建立了产品责任保证保险情况就两样了！保险业要承担产品责任保险，要减轻自身赔付风险，就必须将被保险单位的产品质量当成自己的事情来监管，监管是要通过人来实现的，由于中国企业以前投保产品责任险的单位少，保险业也就大大缺乏有着产品责任险知识并同时熟悉企业生产技术和质量管理知识的专业人才，如果食品行业实行强制保险，是能够增加比较可观的就业岗位的。2006年，我国规模以上乳制品加工企业７１７家，现在派了5000名工作队员，那一万多家食品制造业和饮料制造业如强制推行产品责任保证保险，该需要增添多少人？所以，针对增进就业的确有帮助。

推行“产品责任保险”曾是十五年前政府行为。。。。。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倡导企业投保产品责任保险，中国政府曾经重视过！1993年9月25日，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出《关于配合保险公司开展产品质量保险工作的通知》，这是个至今未过期的规范性文件。通知认为：“开展两种保险（即产品责任保证保险和产品质量保证保险），有利于《产品质量法》有关赔偿条款的落实，有利于质量管理工作与国际惯例接轨，有利于GB/T19000－ISO9000质量管理与质量保证系列标准在企业的推行，也有利于提高投保企业产品的信誉，扩大销路，对开展产品质量保险，国务院有关领导表示赞成”；还认为“保险公司拟开展的产品质量保险业务，国外有成熟的经验，国内大部分省市开展了实质性工作，在更大范围内推行是可行的”；“在开展上述保险业务过程中，要遵循国际通行的作法，尽可能减少行政色彩，引入平等竞争机制”；“各地技术监督部门要推动技术机构在保险公司推行产品质量保险业务中积极发挥作用，按照协议，以自己的技术优势参与审核企业的质保体系，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和产品质量事故的技术分析，提供科学、公正、权威、有效的服务”；最后，“希望各地本着本通知精神，迅速开展产品质量保险的有关工作”。

这份1993年发出至今未作废的文件落实得怎样了？据保险行业人员自己披露，“中国内地企业2006年投保产品责任险的比例约为4%。”“人保财险2004年保费收入约600亿元，其中产品责任险还不到3亿元”，也就是说产品责任险只占人保2004年财险保费的0.6%。而发达国家产品责任险占财险收入比重平均高达33%，其中产品责任险收入十分可观。

为何国家技术监督局不像坚持推广质量认证那样推广产品责任保证保险呢？为何保险业自身也不卖力推销此险种呢？

上网查到这样一条信息：“2003年，吉林海城发生大面积‘学生奶’中毒事件，该豆奶生产企业投保了产品责任险，从保险公司获得300多万元的赔款，转赔给中毒学生家长”。

奶制品大企业为什么不去学这个豆奶企业？保险业为什么不借此案例筹划个大宣传大广告？

疑问很多。

把这些结合起来考虑，已经可以窥查到中国市场经济的诡谲。

“中国式市场经济”的大幕后面到底有些什么，疑团重重。

我们不愿意喝毒奶，也不愿意喝不到奶

但我们不能退回到计划经济！

“中国式市场经济”果然让我们喝了毒奶，但中国的计划经济曾经使我们长时期喝不到奶！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从1980年就开始了，但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独生子女也只能在婴儿期才能喝到每天不到半斤奶，一满周岁就不供应了。1984年开始，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上海奶类业脱脂奶粉和无水黄油以制作“再制奶”，用这些“再制奶”和鲜奶混合，这样才使得上海鲜奶日产量从1983年的57万瓶，激增到1984年的80万瓶、1985年的100万瓶、1987年的180万瓶。到了1987年，当年上海供奶量正好供130万青少年和婴幼儿能日喝牛奶314克。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成果（1987年上海人口抽样调查告诉我们，当时上海市区721.77万人，0～4岁有50.5万人，5～9岁有45.5万人，10～14岁有34万人）——孩子们终于都有奶可喝了！

老百姓当然不愿意喝毒奶，同时也不愿意喝不到奶。于是用真正的市场经济方法监管市场就是一个好办法。产品责任保证保险就是市场经济监管市场的办法。市场经济监管办法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其实很多。不能因为美国投行倒了，就怪罪于市场经济。美国投行倒了，倒在了违反市场经济“欠账必还”的规则上。我们搞市场经济，是要按规则办事。真正的市场经济也并不排斥政府的干涉，所以美国政府接管“两房美”也很正常，美国强制推行产品责任保险也很正常，将一个让两岁的美国男童噎死的台湾果冻企业判赔偿5000万美元也很正常。但干涉的目的是要让市场最终能运行下去，政府干涉只是给不正常运转的市场动点手术。

无论如何，面对欠缺保护的十几亿中国普通食品消费者，国家在中国食品行业强制推行产品责任保证保险，我认为是唯一“可持续进行”并能见效的办法。

当然也很有可能，现今中国保险业不一定敢接这种保险业务，怕赔不起。

如果中国保险业自己都不敢不愿承接食品责任保证保险业务，那就意味着中国老百姓的“入口物”普遍地极度地不保险了，那国家强制推行食品行业产品责任保险就更迫在眉睫了！

老百姓享受不到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提供的“有机食品”，但老百姓也需要健康地活。老百姓是中华民族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