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川：制度有病，公众吃药

3月1日，在酝酿了一年之久后，《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实施办法(试行)》如期推行。这项被媒体称为“开国内先河”的医疗保障制度推行两个多月以来，让全体神木人民真正体会到了“看得起病”的前所未有的实惠，同时，公众道德风险却又把政府推上了一个尴尬的位置。“现在要想急着住院，就得找熟人说情。”一位在神木县医院就诊的患者家属昨日说：“还有人为了看病，专门在医院附近租房排队住院。”（5月17日《成都商报》）

神木全民免费医疗的制度破冰，一度引来坊间的击节赞赏，并口耳相传。如今，施行不过两月，却显颓势，有半道夭折之嫌。问题出来哪里？一是所谓的“公众道德风险”，即患者该出院不出院，“霸占”病床，致使后来的患者不得不排队苦候。二是“患者蜂拥而至，财政无力承担”。这两点皆不成立，正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所称，“政策的推行没有顾及到公众的素质，目前当务之急不是资金的问题，而是如何在制度上设置强有力的约束，规范公众才是关键。”

既然不是资金问题，既然制度设置上未预设强有力的约束，何故把板子打在公众身上，并污名化，名以“公众道德风险”呢？制度设计有病，不能让公众吃药，即便的确存在一些患者拖延出院，也不能拿患者素质说事，制度设计者更应该反躬自省，为何会出现如此局面，如果当初制度设计更精致、更缜密，或者说更有规范性和约束力，想必患者也不会、不敢拖延了。

其实，神木的医改并非真正的全民免费医疗，易言之，离真正的全民免费医疗尚有不少的距离，这一点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余晖已经对其作出了深入的文本分析和事实判断——神木县的医改方案，在覆盖群体上必须是本县户籍人口中参加各种医疗保险的人群，并未惠及全民。住院报销制度也有起付线，虽然起付线不高，但这并不是政府完全买单的免费制度。

余晖还认为，与国家新医改方案相比，神木模式在框架设计上并没有制度上的创新，亮点主要体现在对重大疾病治疗的较高封顶线以及财政补贴远高于新医改方案中设定的补贴标准上，这是政府基于自身雄厚财政实力做出的一种增加医疗投入和医疗保障力度的尝试，不应理解为全民免费医疗。（见5月11日中国经济时报）

由是观之，神木医改充其量是国家新医改方案的改进版，并非公众理想中的全民免费医疗。尽管如此，还是能折射出了公众奇缺的医疗焦虑。比如，其方案3月1日实行，但据称，受到免费医疗的诱惑，有的患者是生病后非等到3月1日以后来看的。从这一点看，不仅说明不了患者的道德瑕疵，反而凸显了一个沉重的现实，那就是看病难，看病贵。众所周知，病来如山倒，病情如军情，一刻不得误，患者明明有病，非要等到3月1日，不正说明患者承载着巨大苦衷吗？不正揭曝了一种痛楚真相吗？不正说明政府部门在医疗服务尚上有巨大改进空间吗？当然，这也说明免费医疗事不宜迟，早该施行了。简言之，“患者蜂拥而至”所隐喻的现实是，医疗服务过于短缺，公众的渴求蓄积良久，极度强烈，由此才导致一旦有些许的改进，便会出现井喷现象。因此，我们不该指责患者井喷，而该反思公共医疗服务为何匮乏？全面免费医疗为何迟迟难以铺开？

当然，还需要提及的是，神木“全民免费医疗”的短暂施行，尚未全部暴露出真正的病灶。揆诸实施全民免费医疗的国家，在推行这一体制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卫生部前部长高强曾称，印度的全民免费医疗制度，是一种低水平的医疗保障制度，并且还存在要排非常长的队，治疗的手段很简陋，药品的价格非常低，服务的水平不高。英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60年，同样也出现一系列问题，比如，效率低下，服务水平糟糕。所有这些，对我们这个后发国家来说，都需要引以为戒，取长补短。

著名学者吴稼祥有一句话很经典，“假如咱瘦骨嶙峋，就不要跟着胖人节食”。诚然，当前政府需要做到的是，应该尽可能地向公众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甚至全民免费医疗，而不是刚一看到全民免费医疗出现问题就打退堂鼓，更不要因为制度设计本身出现了问题，就归咎为患者素质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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