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炼利：我们离资本主义有多远

资本主义社会先进在消灭了等级特权——我们离资本主义有多远之一

资本主义比封建社会先进，先进在消灭了等级特权。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告诉我们的。

1847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等级”，1885年，恩格斯加注：“这里所谓等级是指历史意义上的封建国家的等级，这些等级有一定严格限定的特权。资产阶级革命消灭了等级及其特权。资产阶级社会只有阶级，因此，谁把无产阶级称为‘第四等级’，他就完全违背了历史。”

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明白无误告诉我们：资产阶级建立起国家政权，就意味着西欧封建国家的等级特权制度已经被消灭，消灭等级特权，正是资产阶级解放的条件。

那么，哪些才是资产阶级消灭了的等级特权呢？王室赐给贵族的商品专卖权是特权，特权阶层能免缴土地税和印花税是特权，规定要四代都属于贵族才可以受任军官的规定是特权，而“荣誉特权”更是新兴资产阶级要极力批驳推到的特权。1788年，法国第三等级议员西耶斯著了《论特权》一文，流传甚广，影响极大。 “给予某些人以荣誉特权，最过硬的理由无非是这些人曾经大大效劳于祖国，也就是效劳于国民”，那么“对有功于躯体的肢体给予奖励；但千万不要荒谬愚蠢到用抬高肢体去压低躯体”因为“公民群众永远是人们为之效力的主体。”“不应该以损害一个人来酬报另一个人。让我们切勿把特权与酬报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

法国第三等级议员西耶斯的“论特权”也是整个法国第三等级的“论特权”，西方资产阶级反等级特权的革命是彻底的。那是因为“在荣誉特权的伪善名义下，几乎没有任何一种金钱上的好处是荣誉特权不打算侵占的”（ 西耶斯《第三等级是什么？》）。这样，资产阶级再能拼搏再能奋斗，也难以在实现利益上如愿以偿。因此，等级特权是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时亟待扫除的障碍。

马克思恩格斯认定资产主义革命消灭了等级和特权，资产阶级社会里已经没有了等级和特权，那么，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社会主义原本不应该存在等级特权。

然而，“我们的社会主义”有等级，有特权。甚至比皇权社会更甚。
于是，西方社会在“消灭了等级特权”这一点上，比我们先进。

“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包容等级包容特权的社会主义——我们离资本主义有多远之二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立在几千年皇权社会基础上，建立在森严的等级、严格限定的特权基础上，建立在县、乡、镇政权都热衷搞独立王国、热衷于将自己的执政地搞成天安门、白宫的基础上。虽然最高执政集体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执政党的指导思想，但六、七千万党员中，认真读过几本马克思原著的属凤毛麟角，他们中很大部分接受的是被灌输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灌输者们自己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多年来，宣传部门把“人权”划出马克思主义范畴，却不肯动“皇权”的毫毛。众多接受“灌输教育”的干部，其思想行为与马克思的人权思想有着千般隔膜，却对当“土皇帝”万般憧憬。

“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包容着等级包容着特权的“社会主义”。

当“我们的社会主义”搞“公有制”，等级特权以政治地位划分贵贱人等。1949年以后，中国人在“低工资”上是平等了，在政治上是不平等的。“专政对象”自然不会与人民平等，就是在“人民”中间，干部与群众也不平等，党员与非党员也不平等。这些不平等通过“政治待遇”、“政治地位”的差异体现出来。在1949年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人们非常看重这些差异。五十年代，文艺界工资分成文艺级和行政级，行政级比文艺级工资低不少，很多人选择了行政级。这是因为行政级有相应的政治待遇（这就是行政级与文艺级的等级差异），看文件、听报告、能否订阅《参考消息》，能否享有高干医疗待遇都要选择了行政级才能享受。如果同样的工资级别，党员还要比非党员少拿一定比例的工资，党员非但没有情绪，还以此而自豪，这正说明他们的政治地位要比非党员高。在“突出政治”的年代里，为了政治地位损失些工资收入，在很多人求之不得的。这就是等级制，经济上看来平等了，政治上很不平等。在经常需要填的各类表格上，“政治面貌”栏是按党员、团员、群众、民主党派等划分的。 “政治面貌”是党员和团员的，意味着比群众有觉悟，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权利。年轻人如果是党员，社会给予更多的尊敬和荣誉，参军上大学都优先考虑；当时连谈对象，都必问对方“政治面貌”如何，除了说明人们普遍“追求进步”，也有着很现实的功利考虑。

不仅如此，档案制度直接就是为这种不平等服务的制度。中国的干部档案与群众档案是分开管理的，而干部档案就是“为组织干部人事部门历史地、全面地考察了解干部和正确选拔使用人才提供依据”而建立的（见《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人事档案材料收集归档规定》）。这也意味着只有档案归组织部门管的人，才能进入仕途，否则，就只能是“群众”，群众更多的是承担义务，没有任何特权。

将“干部”和“群众”截然分开，将“管干部”的组织部门与“管群众”的劳动部门截然分开，强调“干部”的身份，这同样是不平等的表现。文革说是要破除等级制，但也正是在文革中，“革干子女”红卫兵地位明显要高出工农子弟红卫兵一等，当时红卫兵都穿军装，只有穿“四个口袋”的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才最显“正宗”，这就是在强调高干老子的等级身份！在那些年代里，乘飞机要开单位证明，乘软卧需要“干部证”，甚至到了已经改革开放的80年代，笔者家有长辈要从上海回乌鲁木齐，因为火车票紧俏就托台商买票——当时台商有着优先购买火车票的“特权”，台商买的是软卧票，笔者长辈持了软卧票，检票处却不让他上车，说是需要出示“干部证明”，最后是让他到无座的车厢去席地而坐——今天可以上法院起诉的行为，当年视为天经地义。

计划经济时代是物资匮乏的时代，但是，一定级别的干部就可以凭商业部门发的“特供本”，特供到许多优质紧俏商品。在每户每月供应1～2斤肉、1～2斤蛋的年代，行政七级以下十三级以上干部却可以每人每月特供2斤肉2斤蛋2斤糖甲级烟一条，行政七级以上的国营大单位领导可以每人每月特供4斤肉3斤蛋2斤糖甲级烟二条，行政十七级以上十三级以下的没有“特供”肉蛋甲级烟的资格了，每人每月供应2斤黄豆和1斤白糖也算“特供”了。。。。。。。。“特供”就是特权，当然除了一定行政级别的干部，名专家名教授知名人士也享受了“特供权”。在物资供应整体匮乏的年代，这种“特供”现在看来那么微不足道，但无论多么微不足道，这已经是特权，已经与当时民众生活拉开了很大距离。所以，当现今网上普遍呼吁反对退休待遇双轨制时，大家应该有这样的认识——这个根子早就植下了，我们这些“人民”曾经把当官的拥有这种特权视为天经地义，这就是皇权社会延续下来的惯性思维；现在人们不再认为这是天经地义了，这是时代进步的表现。

当时还有好多书属于“内部发行”之列，伯恩斯坦、托洛斯基的书“内部发行”还可以理解，连周一良的《世界通史》都属于“内部发行”就匪夷所思。笔者案头一套1972年版的周一良《世界通史》，封底就印着“内部发行”四字，而笔者当时也的确通过“内部”购得的——托“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成员从交通大学购来的。

现在有人认为文革是反等级特权的，因为文革提倡“36元万岁”，不错，文革的确把36元的工资制度宣传成是“共产主义的萌芽”，但大家都拿36元工资，这就是人人平等吗？我作为一个拿过多年36元工资的过来人，我把这理解成是当时执政阶层不能为人民大众提供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只能用限制消费的办法来掩盖供应不上的矛盾，从源头上控制住工资额，就是掩盖供需矛盾的办法。不过，多年36元工资雷打不动，这与“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的宣传不是自相矛盾吗？那就把36元工资制度当成“共产主义”供奉起来！谁敢质疑“共产主义”呢？

在非战争状态下基本生活资料极度匮乏长达三十年之久，对于没有“特供证”的普通人来说，这日子不好过（下面我会用统计部门的统计数据告诉大家详情）。过日子的普通人不会喜欢过这样的日子。除了有“特供证”的是例外。持有“特供证”就是持有特权。

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真的不应该有那么些不平等。但我们维护了这些不平等。

就是在共产党高层，不平等也显而易见，不过党内的不平等不是以经济形式出现，而是以最高领导有着剥夺另一些高层人士政治生命的形式出现。记得薄一波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披露，1965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众人面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根小指头就能把你打倒。”也就一年功夫，毛泽东“动根小指头”，就把刘少奇打倒了。

也有人认为当年人大代表中工人农民有不少比重，国家最高领导机构中也有来自基层的工人农民，这说明当年工人农民与国家领导人地位是平等的；然而，恰恰是当时人大开会百分之百的“举手率”，说明工人农民的“参政”是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参加人大的工人农民不可能与国家领导地位平等——他们自己也根本不敢有这种“平等”念头，他们对能参加人代会的“感恩”意识要超过参政的责任意识。又恰恰是这种感恩心态，决定了他们参加人大只能是成为举手表决的机器。对于国家施政的失误，从没有听到他们说声“不”！这怪工人农民人大代表吗？不！这是政府的失误。对政府具有感恩心态，正是作为人大代表的工农分子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人大代表的责任是监督帮助政府执政，而不是其他。工农代表绝大部分都是劳动模范，他们是各行各业建设者中的皎皎者，但是，他们缺乏监督政府执政的意识和能力，政府并没有对这些工农代表灌输过要监督政府执政的意识、更没有帮助工农代表提高“监督”的能力和水平；政府灌输的只是“当好螺丝钉”的意识。而“螺丝钉意识”只是“臣民意识”，臣民意识是皇权社会的百姓意识，臣民意识占上风，那只能俯首称臣，还谈得上挺直腰杆监督政府吗？只有在大中型企业中，企业的工人对企业的生产管理是有着一定发言权的，但这毕竟与“参政”是两码事。

长期以来，国家对国民灌输“臣民意识”灌输得卓有成效，这正说明国家并没有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最闪耀着人文光辉的一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条件”听进去，说明我们的“灌输”本身就是在对马克思主义曲解甚至是肢解。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法国普通农民是以这样的语气这样的姿态向国王上陈情书的：“取消和废除向来破坏平等的特权，平等甚至应该是支配父子之间关系的原则”、“居民们指出：他们曾经缴过修路捐，但一条路也没有修好。”法国特罗瓦城商界则对国王陈请：“从今以后不得因滥用国王敕令肆行拘捕而破坏公民自由”、“非经全国同意，不得征收任何租税”。十八世纪的法国普通农民普通商人是这样挺直了身板与国王说话，我们这里是不宣传的，更不会“灌输”给老百姓听。虽然互联网带来了时代的飞跃进步，今天的中国农民见到国务院总理都不怵了，都敢哭敢诉了；群体事件的大量涌现也说明人民有了权利意识，但致使农民在总理目前哭诉的原因、致使群体事件大量发生的根本原因，却在于西方国家“资产阶级革命消灭了等级及其特权”，而我们对等级特权碰都没有碰的缘故，有着等级特权利益的人们为了“力求使自己有别于同胞”（西耶斯语），拼命彰显扩张自己的权力权利，到了基层百姓这里，利益被剥夺殆尽。2001年我曾因工作关系在两个月时间内乘火车和长途汽车跑遍华东某省十一个地级市附带一些乡镇，中国底层社会的无助无援和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为所欲为，我亲眼见亲耳闻，我深深体会到中国冒出那么多的上访居民，实在是被逼无奈！从那十一个地级市归来后，我专程到永定门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前，看着排成长队的访民，看着马路对面来自各省的公安车辆，我在凌厉的寒风中长久伫立，心情只能用“欲哭无泪”来形容！

为什么执政党执了政以后就不愿向等级特权开刀了呢？因为这等于将到手的利益放弃。利益只要到手，就不肯易主。注意！资产阶级革命是“消灭”了封建国家等级特权这些利益，而不是“易主”让自己来继承。资产阶级是第三等级，即有钱的城市平民等级，另外两个等级是教士和贵族，这两个等级到今天还存在，马克思为什么说是被资产阶级“消灭”了呢？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用金钱的力量把这两个阶层“摆平”了！就像皇室表面被立宪制“摆平”，骨子里还是被金钱摆平一样。资本主义社会只相信资本的力量，这个现象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述：“虽然在观念上，政治权力凌驾于金钱势力之上，其实前者却是后者的奴隶。”

照理，中国的各级执政者除了人民利益就没有其他个人利益，他们不应该有什么 “金钱势力”。但由于高级官员不愿意公布个人财产，这使人不得不怀疑他们是否悄悄地拥有了金钱势力。不管如何，高级官员不愿意公布个人财产本身就是持有特权的反映，他们如果真的悄悄拥有了金钱势力，那更是持有等级特权的必然结果。

今天中国，已经从“计划”走向“市场”。这是权贵——等级特权的代表主导的“市场”。我们通常称之为 “权贵资本主义”

“权贵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我们离资本主义有多远之三

“权贵资本主义”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它既不是传承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是除了金钱六亲不认的，包括不认权贵权势；也不是传承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民族家精神的资本主义——浸润了中国传统文化、见识了西方资本文明、从内忧外患中挣扎出来的那种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资本主义。所谓“权贵资本主义”视权力为特权，以权力为本位，用权力操纵国有资产，用权力将国有资产“化”私有。权贵资本主义这些特点决定了“权贵资本主义”只是中国千年皇权政治制度的变种。它根本并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天敌。只是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具备有与权贵——皇权政治制度抗衡的力量，中国资本主义始终仰皇权政治的鼻息或生存、或毁灭。

1949年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皇权社会的等级特权制度并没有得到清算，这样，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和进入社会主义，是带着西方社会早已扔掉的包袱——等级特权而进入的，这是一个相当沉重的包袱，是一个癌症毒瘤。这个包袱，这个癌症毒瘤，使得我们搞任何“主义”的结果都是回到皇权主义的怪圈。

我们既然对等级和特权连毫毛都未动，那么当“我们的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权贵家族和权贵集团就利用等级特权先富、暴富，他们或者借能制定政策的便利，或者借盘根错节的关系，在钱与权之间架起了通道，又利用等级特权堵死民众对其暴富行为和暴富过程的追本溯源，总而言之，中国式市场经济必然要与等级特权共舞。市场经济是利益经济，拥有等级特权者当然要在第一时间介入其中。八十年代初为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开始的改革最后变成了少数权贵的饕餮大餐，所有发生着的一切就是这样顺理成章。也是这种“社会主义”，使我们懂得权钱结合的“市场经济”，比消灭了等级特权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要血腥得多，要黑得多。

在西方，消灭等级制和消灭特权的任务是由资产阶级完成的，在中国，资产阶级还没有执行过这项任务，无产阶级同样没有执行过这项任务，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还是没有执行过这项任务，相反，还维护巩固了等级和特权。所以，存在等级存在特权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必须要走与等级特权决裂的一步，既然信奉马克思主义，就不能供奉存在着等级特权的“社会主义”，否则，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问题在于，在利益目前，谁肯放弃？如果说为了人民的利益，能够逐步放弃特权，那夺取政权之初，为什么不像巴黎公社成立时的公职人员那样不要一切特权，只拿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当然，客观分析，巴黎公社就存在几十天，如果时间稍长，公职人员“只拿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也是办不到的。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看来，革命了几十年，反等级反特权的这一步始终却没有动弹。这一步不走，我们面临的是“我们离资本主义有多远”的问题。哪一天，中国的普通百姓对官员的态度能象18世纪法国农民对国王的态度，中国社会的反等级反特权才算卓有成效了。当然，借助于互联网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信息不再闭锁的普通人已经纷纷在在官员面前挺起了腰杆，这是中国了不得的进步！但是下级官员在上级官员面前远不及普通人在官员面前显得更有尊严，因为他们的晋升需要有特权的人点头哇！在中国现阶段，各级官员才是反等级反特权的最大障碍。等级和特权——这个中国的奥吉厄斯牛圈将由谁来打扫呢？这是一个问题。

现在看来，当年西方资产阶级坚决彻底反等级特权，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封建贵族的特权妨碍侵犯了他们的利益，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有了一份自己的利益，才会感觉到被侵犯。而我国在九十年代以后，工人农民利益一直等到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了，才感觉到被侵犯，是不是我国的工人农民一直缺乏法律层面意义的个人利益意识、从而对利益被侵犯的感觉神经已经被麻痹的缘故呢？如果这种解释能成立，引起我们深思的问题将更多。

当制度未为“市场”作准备，“市场化”必然孵化“权贵经济” ——我们离资本主义有多远之四

1993年，宪法修正案宣告“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整个制度立法并没有为发展市场经济作准备，光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宪法条文间的矛盾就可见一斑（王鍊利：《剥削两字是鸵鸟？》）。加上中国将皇权社会等级制特权制的实质“不把人当人”意识原封不动的维系了下来，中国也就迎来了最不把人当人的“市场经济”。 山西黑煤窑、深圳血汗工厂只能出现在这种所谓的“市场经济”中。

主导这种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就是皇权社会的“官高为大”意识，在下呼应的则是“唯上是从”。在没有步入市场经济时，社会虽然也是“官高为大”，但因为权利没有被物质化，“官高为大”是通过对人的严密控制得以体现，通过票证制度、档案制度、户籍制度对人进行控制，强化了权力“管制人”的一面，而被管制者却不能挑战管人者的权威，五、六十年代全国各地曾都出现过 “反对党支部书记就是反党”事件，仅仅对基层党组织领导提意见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和右派的不在少数，这就是“官高为大”与“唯上是从”相呼应的结果。等到步入了“市场经济”， “官高为大”则通过权贵控制了生产领域、销售领域、金融领域从而操纵了国民经济命脉表现出来，我们通常所说的“垄断行业”，就是权贵在垄断，也只有权贵才垄断得了呀！

市场经济是利益经济，在西方市场经济社会，是用详尽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利益经济，上世纪大陆的国民党政府也明白这点，国民党政府在为劳资关系立法上毫不含糊，诸如《上海劳资调节条例》、《上海解决工商纠纷条例》、《职工待遇暂行规定》、《学徒暂行规则》就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制定的。对劳资双方的职、权利、生产条件、劳动保险以及工人的年龄、最低工资率、产假待遇、津贴、抚恤都作了明确规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法律形式规定了劳资间关系，有了这些法律法规，中国民族资本家时代就整体而言就不可能像今天的所谓“资本主义”那样血腥；而国民政府在1928年到1937年期间处理了2569件劳资纠纷案和罢工案，也是“有法可依”的结果。那么，是不是国民党政府对劳工案的调处结果是以偏袒资方为主呢？历任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上海社科院院长、顾问的年近九旬的张仲礼先生曾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他的研究表明，“对政府调处权威挑战与抵制尤力的往往是资方”，因为本来无法可依、无人干涉的劳资冲突现在被框架在现代法政范围内，使资方对劳资纠纷处理的随意性与自由度大为降低，劳工法案对工人的起码权益规定意味着资方无限制剥夺工人的权利受到了限制。

我们今天进入了市场经济，却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市场秩序，更没有任何法律能制约等级特权为所欲为！于是，市场经济就成了权贵的长袖善舞之处。权贵的资产如滚雪球一般滚大，他们无情掠夺了全体人民几十年中节衣缩食创造出来的国家财产，90年代中期以后的所谓改革更是将几代人民创造的财富转让给权力者或权力者的关系户。转让给了他们，等于人民几十年的奉献是为他们所奉献，他们是“发”了，是“财源茂盛达三江”了，许许多多底层百姓却因为他们的掠夺而失去了职业、失去了耕作的土地、失去了生活保障！更悲惨的，就是落到小煤窑、血汗工厂这样的地步。

我们需要补上“认识中国资本主义”这一课——我们离资本主义有多远之五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出了一个响当当的民族英雄——项松茂，他是生产固本肥皂的五洲企业经理，他为了营救被日军抓捕的本企业11名义勇军职工，被日军枪杀。他去营救职工时大义凛然：“居高位者致人于危而图自安，我耻之。我是五洲的负责人，我不去救，难道还叫别人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民族资本家说出“居高位者致人于危而图自安，我耻之”，对比一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克拉玛依实践了“让领导先走”的“居高位”者，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而项松茂被日军审讯时由日军保留下来的审讯记录，也使我们见识了民族资本家的民族气节：“杀便杀，中国人不爱中国爱什么？究竟是谁激起中国老百姓排斥日货呢？你们不怪自己反怪我们！你们清楚地想一下，日本和中国同文同种，不好好想些共存共荣的办法，倒用军队占领我国的土地，屠杀我们的民众！咳，看你们日本会有多少好结果！”（资料来源：见政协宁波市委员会网站和宁波统战部网站）

创办了民丰、华丰两大造纸厂的竺梅先，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十天，花费几千元的广告费在《申报》刊登《告全国同胞书》，大声疾呼全国同胞齐心抗日，。“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竺梅先率先捐献出相当于购买一架飞机的巨款;他还邀请医师和护士40多人，先后救护伤员达4000人，而伤兵医院的费用，三分之一由他捐献，其余由他向爱国工商业者募捐。（资料来源：宁波统战部网站）

说这两件离开我们七十年的轶事，是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中国还有这样积极抗日的资本家存在。长期以来，我们说到“资本主义”就联系到“批判”两字，批判什么？为什么要批判？根本就不清楚。十七、十八世纪英国原始资本主义那么血腥，马克思还肯定其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呢！我们对二、三十年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又了解多少？而我们今天不反等级、不反特权的“社会主义”，真的就具备了批判资本主义的资格了吗？用充满不平等的“社会主义”来批判资本主义，能理直气壮吗？批判者又凭什么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呢？难道就因为 “上面”说要批判，就批判吗？就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点无可否认，至今仍然是这样！）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只有被批判的份，就不值得被我们吸收和继承吗？如果是这样的思维方式，我认为，就别提社会主义了，我们离“资本主义”都还远着。

看二、三十年代上海真实的劳资关系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不能简单评价。因为在民族资本家眼中，“工人”是分等级的，技术工人、学徒工、普通熟练工的待遇可以有天壤之别。一些优秀的技术工人，是为老板赚钱的工具，老板反过来“求”着技术工人的事情，是并不少见的；而学徒工、普通熟练工则被苛刻对待，这样的例子同样不少见。但民族资本家在资本主义企业精神倡导下，已经在寻求缓和劳资矛盾的办法，并在努力实践。

由国家“八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支持的忻平著作《从上海发现历史》、由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的徐新吾、黄汉民著作《上海近代工业史》，搜集了浩繁史料，参考了其他研究者特别是张仲礼先生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民族资产经济在二、三十年代的活动作了全景式的描述。使我们能改变以往对中国民族资本家漫画化、概念化、简单化的了解，有助于我们能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民族工业史，有助于我们不用“舍近求远”去了解“资本主义”。笔者以下关于民族工业和民族资本家的论述，多出于张仲礼、忻平、徐新吾、黄汉民、徐鼎新的研究成果及引用史料。

德大纱厂的穆藕初认为，过去旧时资本家不把工人当人看，不仅浪费了企业发展最大能量，还造成了阻力和对立面。因此，他要求在自己的厂里增进工作效率与改善劳工生活必须统筹兼顾，要尊重个人、要想方设法发挥每个工人的积极性。说“唯有劳资协调，始足以维持于永久”。

康元制罐厂内有整洁的职工宿舍，有沐浴室，有整容室，有运动场，有娱乐室，有合作商店，凡职工都能参加各项有益身心的活动，厂方还邀请名人来厂演讲，组织职工看教育影片，使职工“安心尽职，努力生产”。（笔者的前辈就在三、四十年代的康元制罐厂当技术工人多年，此不是虚说）。

荣家在申新棉纺系统内设劳工医院，开办劳工储蓄，设立自治法庭，开展文体娱乐读报活动。厂方提出目标是“消灭劳资纠纷”、“促进劳资合作”、“增进产品出数”、“培养劳工们合群的精神和习惯”。申新九厂的技术工人工资可达50～60元，超过了一般的低级职员。

三十年代上海工人工资形式大致可分为奖金、津贴与佣金、分成三类。奖金又分升工、赏工、年赏、节赏、月赏、生产快赏、功过赏、勤工赏、质量奖、考勤奖、花红等，上海英电公司年赏以12月发双薪形式发放，法电公司花红相当于月工资的三倍，1938年底，上海鸿章纱厂因营业发达，职工年赏和红利的数目增加到等于40个月的工资。升工多用于按日计酬的单位，月满勤26日，加赏4天工资。津贴则包括米贴、伙食津贴、房贴、煤贴、工作津贴、年资津贴、福利津贴等，一般用作对通货膨胀的补偿。佣金、分成主要出现在商业服务业中。
上海能在三十年代吸引了国内30％的产业工人，这里，上海工人的生活水准属全国工人最高是主要原因之一。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在二十年代后期到1935年，对几百户一般工人家庭的收入支出情况作了跟踪抽样调查，坚持记帐的家庭有305家，户主从事职业为分别为纺织业、化学业、机器建筑业、食品业、水电印刷业和运输小贩。305户家庭的户均人口4.62人，平均每户就业人口2.06人，每个就业者负担2.24人（包括本身）。每户年均收入416.51元（300元～500元占57.4％，最低的200元～300元占20.3％），年均支出454.38元（户年均亏空37.87元），年均食物开支241.54元，月均食物开支20元。月均20元的食物开支其生活质量达到怎样程度呢？笔者根据1980年上海居民凭票供应食品量并参考1980年的上海城市居民人均食品消费量的统计数据，再以1933年的物价计算1980年上海居民食品消费费用，得出结果如下：以1933年物价计算1980年每户主要食品消费的价格（每户人口以三十年代平均4.62人计算）：米114.4斤，价8.78元（法币，下同）；豆油2.3斤，价0.39元；猪肉9.2斤，价2.85元；蛋2斤，0.38元，水产品2斤，价0.5元（按1933年白鱼价为平均价，1933年青鱼0.35元/斤，鲫鱼0.40元/斤，大黄鱼0.2元/斤，小黄鱼0.15元/斤）；鲜菜113斤，价4.5元；食糖2.8斤，0.23元，散装黄酒5.7斤，0.74元；（1933年物价依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上述一共18.37元。还余1.63元，根据1933年物价，如买水果，香蕉0.12元/斤，泊头鸭梨0.3元/斤，烟台苹果0.37元/斤，福桔0.23元/斤；而按照上海1980年的生活水平，除了有小孩的家庭每天给孩子吃点苹果或梨，大部分家庭成员是不可能每天吃水果的。1980年蛋和水产的计划供应量是每户两斤，有时还不能保证供应，鲜猪肉每人两斤。因此，1980年上海居民消费的米、猪肉、蛋、水产、蔬菜等主要食物消费量用1933年单价折算18元就够，说明1933年的上海普通工人吃的水平与1980年上海全体市民平均水平差不多，即基本能达到温饱。1980年是文革结束的第四年，供应比七十年代要好些了。但1980年上海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支出是552.84元，其中食品支出309.6元，恩格尔系数高达56，三十年代上海城市工人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却只是53.15，虽然这53.15的恩格尔系数要靠借贷达到，也能说明30年代上海工人家庭用借贷维持的生活质量还是比1980年的上海城市居民实际生活质量要高些。还需要指出，1980年上海居民家庭户均人口4.06人，比三十年代少0.56人；每个就业者负担人口1.69人，比三十年代少负担0.55人；家庭就业人口2.41人，比三十年代多0.35人，如果三十年代工人家庭人口状况如1980年，工人实际生活水平应该更高。

在“穿”的方面，305户家庭年均添置衣服费用34元，34元一共可买10斤棉花，10丈细布（用纱织的布），5丈线呢（用线织的布，较细布厚实），并还余3元可作制衣工钱和买钮扣等辅料，这还只是张仲礼先生仅凭物价指数与收入开支对上海工人消费能力与生活水平的最低量推算。比较上海计划供应时发放布票的最高标准是每人1丈6尺（一条被里所需布料或一套外衣所需布料）和纺织品专用券3尺的定量，就可知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工人家庭用于“穿”上的消费远较上海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八十年代要宽裕得多，宽裕度近一倍（家庭用布十五丈与家庭用布8.8丈之比，还没有将1961年每人仅发布票6尺6寸、1962年每人仅发布票7尺7寸“平均”进去）。而且，从1926年到1935年十年间，分别来自上海市政府和国民政府税则委员会的两个统计调查都表明， 43种生活必需品的涨幅为13.3％，平均年上涨1.33％（《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这说明上海1926年到1935年的十年间生活物价基本稳定，上海有稳定职业和收入的产业工人是可以维持上海标准的低水平温饱生活的，而33％的工人家庭平均年收入在500元以上，那已经是温饱有余了。正因为一般家庭都能维持低水平温饱生活和33％的工人家庭温饱有余，对摩登时尚的追求才能成为三十年代整个上海市民阶层所趋的潮流，由此可见，对于三十年代民族资本家时代的上海而言，普通市民阶层的生活水准整体上并没有处在“饥寒交迫”的程度。

我在上海虹口区石库门中长大，周围多是工厂工人和普通职员，他们几乎都来自江南水乡，少部分来自广东。当六十年代“忆苦思甜”时，“大人们”都是诉日本入侵之苦，而对受资本家剥削之苦的控诉并不很强烈，只是说当学徒时要早起生煤炉、帮老板娘领孩子等，还认为这是当学徒难免的。那时我虽然才十岁左右，已经在纳闷他们的“阶级觉悟不高”了。1968年我进了工厂当机加工工人，带我的师傅在1949年前是南京路上有名的大丰果品行的学徒。他有一次很随便说起：“阿拉老板对阿拉很好，都与阿拉一起吃饭的，阿拉吃啥他吃啥。”车间里马上就有人向“上面”反映，说他“觉悟不高”，他梗着脖子说：“我说的都是事实嘛！”我那时刚走出校门，感到学校与工厂就是不一样，因为如果这话是学校老师说的，那老师早就被“飞机式”了，可我的师傅什么事也没有，还是当他的“班组长”。我感到即使是在高压政治下，底层社会还是崇尚实事求是的。

当然，中国民族资本家时代的劳资矛盾得以缓和不等于劳资矛盾不存在了，而且，也不可能不存在的。民族矛盾可以转移阶级矛盾，但不能因此化解阶级对立。技术工人待遇是远远高于普通工人的，然而技术工人占全部工人总数三分之一还不到；野蛮落后的包身工制度、养成工制度（养成工指学艺只给吃饭不给工钱，限制人身自由，学艺期满要在工厂继续工作3～4年，工资仅为正式工人一半的那部分工人）、童工制度又与先进的资本主义管理制度并存。这些都造成了严重的劳资矛盾。1929年，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对21个工业行业28.57万名工人作了调查，工作八小时的只占1.07％，大部分行业工作时间在10～12小时，甚至多达16小时。男工月工资平均17.52元，女工工资只有男工60％，童工只有41％（见上海市市政府社会局编：《上海特别市工资和工作时间（1929年）》，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上海家庭只有依靠家庭成员充分就业以增加工资外收入。上海报童、老年报贩、童工女工之多就鉴于此，工人罢工以求得改善生存条件的经济斗争也就一直在进行着。

中国的民族工业在第一次大革命时（1924~1927）曾经废止了超时工作制，到30年代民族矛盾尖锐时，延长工时又在“服从民族斗争需要”中恢复，国民党政府编撰的资料中如实反映了这一点，如毛纺业工时从10小时延长到11.07小时，怡昌丝厂工时延长到12小时，日工资却从0.58元下降到0.42元（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编《上海市社会统计概要》，1935年出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编：《民国21年度劳资纠纷参考资料》1936年）。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下层社会中的一部分由此看到了并实现了“向上”发展的希望；同时，下层社会还有大批“向上”机会渺茫的人，他们与资本家的矛盾还是相当尖锐的。资本主义的进取精神使得资本主义能吸收和发扬光大一切有利于她本身发展、有利于“社会资本化”的要素，却无情摒弃了还未来得及为“社会资本化”提供服务的其余要素。这决定了“资本主义精神”冷血无情的一面，中国城市中罢工的频频发生，是有其必然性的。

民族资本家时代正是大办教育的时代

进入了“民族资本家时代”以后，上海一些新式资本家深感员工素质不高，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难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于是，工厂企业开办各类学校成了风气。纺织系统的申新、新裕和沪东沪西各厂都办有职业学校和夜校，华商电气公司根据国民党市政府“强迫教育”方针，设扫盲速成班；阜丰面粉厂开设工人学校，利用晚上业余时间上文化课；五洲的项松茂委托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招考高中毕业生培训店员，由五洲的技术和业务骨干担任教师。康元制罐厂规定新进厂工人须经过五年的教育，使之达到初中毕业水平；总经理项康元提出办厂宗旨：务必使本厂成为学校化的工厂，教育空气弥漫各处，务必使本厂成为工厂化的学校，实行生产教育；他规定工厂实行职业教育的内容为：一、智能教育，二、常识教育，三、体格教育，四、道德教育，五、消防教育。厂歌唱道：“挺起胸膛，举起两肩膀，爱国救国，责任大家当。发挥青年力量，读书进工厂。国货出品，积极求精良；勤俭奋斗，外货要抵抗。进工厂，进工厂，中华责任大家当”。陶行知对康元制罐厂重视教育极为赞赏，认为“康元是一个新时代的工厂，是一个新时代的学校，是教、学、做合一之极则”，“是创造新中国之途径”。

民生轮船公司的卢作孚认为“企业即学校，且为最实际的学校。”“凡有职工的地方，不管哪一个港口，哪一只轮船，哪一只囤船，哪一个车间，都有文化学习班、业务学习班、技术学习班。”他说：“我们这样训练人才不是要求他们仅有一种找饭吃的能力，……乃要求他们都有能力帮助社会，帮助社会解除灾难，创造福利。”

重视职业教育，使得中国民族资本企业有了最为直接的人才来源。如荣家企业集团开办公益工商中学、中国纺织印染工程补习学校、中国纺织印染工业专科学校，直接从工人中培养中高级技术人才。为了使初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工人能适应现代化工业设备操作需要，专门设立工人晨校和工人夜校，进行在职教育。教育纯义务性质，凡本厂工人均可入校，不收学杂费和书籍费。讲授的课程达22种之多。工人可以自由选修，学习时间分两年、一年、半年。并还传授中西音乐知识和简单乐器演奏技能，开展歌咏、舞蹈、武术、球类活动。

大隆机器厂的工人几乎全部是本厂学徒出身，工头、领班、后来连各部主任甚至厂长都是由本厂出师的学徒提升。三友实业社培养了一大批学徒工人，他们以后成为全国各毛巾被单织造业的厂长经理和老板。还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天厨味精厂、青岛的华新纱厂、天津的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等都非常重视教育。

当然，更早的民族工商业者兴办学校的先驱如开创实业教育先河的张謇、创建集美学校的陈嘉庚、创建浙江省立锦堂学校的吴锦堂、兴办300多所学校的“万金油大王”胡文虎、澄衷蒙学堂的创始人“五金大王”叶澄衷、毁家兴学办浦东中学、广明小学的杨斯盛等，更是重教重学的楷模。

资本主义企业精神在促进社会从下向上的流动过程中，是功不可没的。这突出表现在对教育的重视上，教育帮助人们安上了向上流动的翅膀。这就给了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极重要极深厚的内在原动力。

而今天的资本家企业，有几个是这样重视教育的？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有使命感的

由于意识形态方面因素，我们以往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积极向上、进步的一面，是知道不多的。其实，二十世纪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既受过传统文化教育，又受了西方文化影响，他们的眼界比以往任何一个阶级都为开阔。整体而言，他们没有原始积累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那么野蛮贪婪。我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不是以落后的、反动的面貌登上舞台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有其光辉一面的。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韦伯笔下的新教伦理思想熏陶出来的资产阶级，新教伦理思想熏陶出来的资产阶级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既然是上帝的选民，那么“上帝为他的选民指出一个盈利的机会，必然是有用意的。因此，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必须利用这个机会以遵从上帝的召唤”，如果拒绝了这个机会，就是“拒绝做上帝的侍者，拒绝接受上帝的赏赐。” “把追求财富本身作为目的是极应谴责的；但是若作为从事一项职工劳动的果实而获得它，那便是象征着上帝的赐福”，“也是再生和信仰纯真的最可靠、最明确的证据”。所以，新教资本主义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把更多地赚钱作为人生的天职。”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是这样的。

首先，他们没有基督徒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 “把更多地赚钱作为人生的天职”的宗教观念；又由于中国的社会氛围一直是个“抑商”的，他们不可能像新教资本主义那样张扬，他们的剥削行为也远没有十七、十八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那样残暴，而他们登上历史舞台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已经从野蛮中步了出来，走向了资本主义的文明阶段。当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能步出野蛮阶段，是与受《资本论》影响的西方工人阶级的斗争分不开的——既然不受监督的政府是腐败的根源，那么没有受到工人反抗压力的资本家当然也可以为所欲为。

第二，他们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影响，受经世致用的儒家学说影响，搞实业不但是为赚钱，更主要是在从事事业。张謇从“状元”到实业家，是因为甲午战败给了他巨大刺激；天厨味精创始人吴蕴初办企业，守的信念是“做一个中国人，总要对得起自己的国家”；叶澄衷办学校，源于有一次他对在河边嬉戏的孩子们关照要注意安全，孩子们反而对他破口大骂，他由此萌发了创办学校教化儿童的想法。独资捐款修建南开大学图书馆的卢木斋，他从小经历了“读书难”的苦楚，立愿：“有朝一日我有力量的话，一定尽我的力量大办图书馆，让想读书又买不起书的读书人，都能从图书馆借到书看。”事实证明，民族资本家时代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精神上也是富裕的。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确不是靠欺诈，而是靠务实——那些民国时期创下的“名牌”，就是实打实的！

我对为今天中国的“资本主义”大唱赞歌很不以为然，但是，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精神”，我认为应该正面肯定——如果我们尊重历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精神”，是鼓励人积极向上的，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而今天中国的“资本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根本就谈不上是什么“资本主义”！

“权贵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后者比前者文明进步

九十年代起“权贵资本主义”大行其道，剥削程度比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民族资本家时代厉害得多。像山西小煤窑事件、深圳血汗工厂事件，相信在中国的民族资本家时代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是农奴主，民族资本家会延长工作时间，会少给工人报酬，但是，他们不会在把工人如此不当人，只有日本侵略以后的纱厂包身工时代，才可能与今天出现的惨烈现象做比较。而夏衍笔下《包身工》中的“带工老板”就是“包工头”，包工头与包身工的关系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凶神恶煞的“带工老板”是皇权社会中司空见惯的狗腿子，不过他们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包身工受的是日本人老板和包工头的双重压迫。

为什么九十年代以后的“权贵资本主义”远不如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家时代的资本主义人道？我认为有如下原因：一、“权贵资本主义”是在中国从来没有清算过皇权社会等级特权影响的情况下孳生的，权贵资本主义其实质就是皇权主义，其思想渊源直接传承皇权文化“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专制制度原则（引号内话引自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当中国对资本“禁欲”，这个“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原则以无休止的无视人的尊严的“整人”形式来体现，当中国对资本“开禁”，“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原则以权贵操纵下的资本为所欲为包括对人的为所欲为表现出来。在权贵资本面前，中国没有一部能制约权贵横行的法律，对《物权法》的赞美有不少，然而，对于公共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物权法》就很无奈。市场经济是利益经济，正因为是利益经济，才需要严格的法律规范，不致使市场经济成为一方占尽利益而其他方尽担亏损的社会动乱基础。我们没有这样的法律，只能听凭市场经济成为权贵的一家独赢，听凭21世纪的中国再现活生生的奴隶。黑煤窑、血汗工厂中反映的“不把人当人”现象更多折射的是皇权社会的色彩。所以“权贵资本主义”时代雇佣者和被雇佣者之间矛盾格外尖锐。二、中国二千年来，真正信仰宗教的人不多，但普遍相信善恶报应，“凭良心”是社会基层百姓约定俗成的行为处事准则。但是文化大革命彻底毁了千年民间“凭良心”的道德约束规范，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违背传统道德的行径都被当作革命行动被默许甚至被推崇，由于文革中每个人都有着自危感，每个人都面临随时被揪出来的可能，为了自保，再残忍的行为也都不去加以干涉，领袖的一声“要武嘛”，更使得对人的摧残达到了空前野蛮残忍。一个社会，没有法律，又失去了民间道德约束，连文明礼貌教育全都成了要批判的“封资修”，一些人也就成了不相信阴私地府报应“无所畏惧”的王熙凤式人物，整个社会在“整人”上达到极致。文革结束，虽然国家在平反冤假错案上总算对人民有了个交待，但是，却并没有从意识形态的根源深处深刻反省为什么人们会沉湎于旁观、欣赏人作践人的恶劣行径，为什么整个中国都会滔入自虐与互虐的罪孽之海。其实，在中国发生小煤窑事件、血汗工厂事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就在这块土地上，中国最高官员在朝廷上被扒了裤子“廷杖”，就在这块土地上，朱元璋皇帝以流氓无赖的手段来羞辱大臣，就在这块土地上，顶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头衔的国家最高领导被侮辱被“批斗”，连最高官员都活得没有尊严，小小百姓不被当人看又有什么奇怪？

如果我们今天还将黑煤窑事件和深圳血汗工厂事件单纯当作“资本主义复辟”来批判，说明我们还是没有正视和清算皇权社会遗留下来的等级特权的决心和勇气！说明我们离资本主义还远着！

等级特权与“国家剥削”——我们离资本主义有多远之六

中国的民族资本家有其先进性一面，那么，民族资本家时代是否存在剥削？当然存在，就如1949年以后，中国存在着事实上的国家剥削。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我认为是正确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劳动力凡是被资本在雇佣，剥削的前提就始终存在，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我们的社会主义”。 “我们的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地方，不是不同在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上，而是不同在理论上的分配方式上。在理论上，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是大多数人能最大程度地享有自身劳动成果。

什么是剥削？剥削就是通过生产资料来无偿占有别人劳动，这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部分就叫做剩余价值，张五常否认剥削，说他不知道剥削为何物，还举出邓丽君的例子，问邓丽君剥削谁了？举这个例子不合适。邓丽君当然没有剥削谁，她的生产资料就是她的嗓子，她自己利用自己的生产资料，她没有剥削别人，她是否受别人剥削，那只有邓丽君自己清楚。1949年前上海吃“开口饭”的不都受到戏院老板的剥削吗？戏院可以看成是老板的生产资料。

剥削现象的存在是否认不了的。在民族资本家时代，与先进的资本主义管理制度并存的是野蛮落后的包身工制度、养成工制度、童工制度；民族资本家管理的企业，也普遍存在着工人一天要工作十二小时的现象，女工工资只是男工的60％，童工工资只是男工的41％。即使如民族英雄项松茂，他本人自支月薪400元，一般工人和店员的工资仅是项松茂自支月薪的2.5％～5％，学徒一天工作12小时以上，月规钱只是项松茂自支月薪的四百分之一，最多只占到1％，还要工人把存款存在他的账上，到退职和死亡才能领取。这些不叫剥削又叫什么？

新古典资源配置理论着重于对资源的技术研究，如果光从技术研究的角度出发，可以把资本当成一种生产要素，但是从研究社会关系出发，资本就是支配劳动的手段；光研究技术关系，认为资本购买劳动力只是一种资源配置，体现的是资本与劳动的“平等交换”；如研究社会关系，只要是资本在雇佣劳动，只要资本是支配劳动的手段，就必然存在剥削。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研究的出发点是社会关系，而研究社会关系，当然应该把劳动者当作有血有肉的社会关系中的个人，而不是冷冰冰的“要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计划经济时的国有制企业也是靠剩余价值而发展的，也是通过“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来无偿占有很大一部分“全民”的劳动的，那是“国家剥削”。问题在于国家是通过宪法承诺取之于民的要用之于民，人民也接受了“大河有水小河满”的舆论灌输，人民才心甘情愿作奉献——今天的奉献为了明天能更多的得到（不为自己也为后代）。如果不接受“大河有水小河满”的灌输，人们凭什么要为国家节衣缩食几十年？人们凭什么要一味为国家奉献？不要忘记这样一个常识：1949年，人民抛弃了中华民国而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因为人民对腐败的中华民国已经绝望，人民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根治腐败，能使人民富，能使人民摆脱贫穷摆脱奴役，自由幸福富足地生活；而不是为了“勒紧裤带建设社会主义”！人民只有自由幸福富足地生活了，国民才有尊严，中华民族的头颅才能高高昂起。

但是，我国自1955年实行票证制度以后，“大多数人能最大程度地享有自身劳动成果”就成为不可能。诚然，建设新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工业体系，在一个农业国建立强大的工业体系需要人民奉献，那么，这种奉献不应该延续几十年，这意味着一代人或两代人因为奉献而不可能享受自身的劳动成果。这是有悖于当初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初衷的，也是有悖于常理的。如果说，革命先烈是抛头颅洒鲜血才换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日子，人民却由于没有治理国家的经验从而不可能真正当家作主——做不到有效监督政府，凭什么说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样，革命先烈是抛头颅洒鲜血了，人民却没有能真正当家作主，而执政的实体——代表人民执政的个人，却成了特权阶层，人民因为有特权阶层在从而不能有效监督政府，或者说，没有监督政府的资格,这难道是抛头颅洒鲜血的先烈愿意看到的吗？

“国家剥削”是哪个国家都存在的，但是，“国家剥削”的账单应该透明。然而我们这里“人民”虽然以“纳税人”面目出现，但众多的纳税人却无权过问国家是在怎样花着纳税人的钱——什么时候上级部门把花钱的详细账单给人民代表看了？而以前的人民代表，有几个是看得懂政府花钱账单的？现在的人民代表，虽然具备了看懂政府账单的能力，他们看得到真正的账单吗？如果人民质疑了比较真实的账单，会给出回答吗？我就对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在2006年发出了质疑，除了4万字的质疑文字，还附有十八张数据图，十五张数据表——全都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提出质疑，质疑文字内参全文刊登了，国家财政部高层都看了，但他们选择了沉默。2007年我对“上海市人均住房面积增加”问题也提出了质疑——当我在“如果我不负责任，我该怎样计算上海住房面积”的“灵感”下，用最偷懒的也是最不负责任的办法计算了上海居民住房面积，计算结果，“居民住房总建筑面积”与各类统计年鉴公布的相应数据平均只相差3.6%，“人均建筑面积”与建设部近三年的《城镇房屋概况统计公报》中的相应数据百分之百相符。我把整个计算过程写进了《请问上海市政府，能这样计算上海居民住房面积吗？》一文，在自己的博客上登载了，在内参也登载了，有关方面还是选择了沉默。（http://vip.bokee.com/20070706322092.html）

如果我面对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政府，我认为他们对一个公民要求政府出示真实账单的要求，还是会认真对待的。因为不把公民当回事或不理睬公民，在现代社会是一种特权，而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没有了这种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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