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加害者
网络版专稿 邹卫国/文 从三鹿奶粉事件凸显出来的问题是什么？
在任何人为的突发灾难面前，人们总是愿意以一个被害者的身份出现，但是在事实上，我们很难说，我们自己不是加害者。
从绝对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加害者，只是在三鹿奶粉这个具体的事件上，我们与他的区别在于，我们的作恶至今并未被人知而已。
从多年来的记录看，从建筑、房地产、媒体、公共服务到食品，从采购、生产、财务到销售，每个行业、每个环节都有过道德极度沦丧的记录。并且从经验和直觉看，这种现象或者说潜规则具备一定的普遍性。
这实在是一种低水平的循环，当每个人都成为加害者的时候，我们实在无法享受这个社会，但是当我们对此予以诟病的时候，往往会陷入悖论，因为我们自身就是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
我们至今无法跳出这个循环。从大数概率上说，人们从来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机会来放大他的利益的，哪怕这个机会有悖于社会伦常。
可以说，当代中国人的主要心理问题，就是历史和传统留给我们的正统伦理，与我们每个人都内心最深处的想法以及我们每天践行的“潜规则”，存在着固有而持久的冲突。
这个冲突的化解，就是我们的未来。这是以重申和回归正统伦理终结，还是正统伦理的崩塌，并替代以我们的“潜规则”实践，或是其他？
在谈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思维定势就是把他归结到所谓的体制、制度。
在大多数时候，这其实是一个文字游戏。所谓制度，本身就是一系列的规则，以指导人的行为沿着特定方向；体制则是一个有关社会如何组织的问题，是一种社会结构。
如果我们认同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那么这样对当代中国人的主要心理问题的解释显然是无力、脆弱的，并且是同义反复的。
如果我们认同历史的决定论，我们的心理负担可能会更少一些。我们应该更加容易认同，这是一个必经之路，我们必须承受、忍受、并不幸福的一条路。
在目前中国人的行事方式中，经济原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最高原则。即使是代表慈善的捐赠，在大多数时候，也会以投入-产出来权衡。这种行事方式下，任何的伦理道德的诉求都是手段，而经济的成本与收益成为目的。
经济文化的要点是对货币的极端崇拜，但这必定有个终点。人性本善，只是前提是倚靠繁荣支持。
只有拥有了足够的货币之后，我们才会开始去关注“剩下的货币”的“用途”，才更容易关注到“货币”作为手段的本质，以及“货币”背后，我们之所以为“人”的目的之处。
如果相信历史的决定论，我们会预期迟早会进入期望中的伦理社会，此时，正义、公正等等伦理价值会得到伸张，而人的价值最终成为标杆。
至少，我们从正在热络的国学热中看到了一线曙光，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出现对人的目的的回归，对传统价值的更加重视。
这其实暗含了一个事实：我们相当部分人的收入水平，已经到达转折点上了。
关键是繁荣不能中断，因为繁荣是通向理想国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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