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资企业的越式生存
网络版专稿 记者 魏黎明 林俐 “这是最困难的时期。”孔雄飞说，他是中国重型机械总公司越南办事处总代表。
物价飞涨、越盾贬值、美元紧缺，该公司在越参与的招标项目进展迟缓。孔的同事向总公司汇报说，这跟中国1997年的形势有点象。高通胀以及越南政府因之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已经令在越中国企业或多或少地感受到生存压力。
不仅是当前的经济形势，孔雄飞认为，越南的投资环境、政府效率、法律执行以及人际交往等等，仍然需要中资企业去适应。
困难时期
现在，孔雄飞手头的招投标项目只有3个，去年全年的这个数字是15个。
“那时候议标书老往我们这儿寄，我们挑着做，不好的不愿意做！”孔雄飞说，“一转眼的功夫，信息量明显减少了。”这“一转眼”的形势变化，也就是从今年3月份开始出现。
孔雄飞2001年来到越南，5年前开始负责中国重机在越业务，主要是从国内进口大型机械设备，参与越南众多大型基建工程项目的招投标。
同样在越南开展大规模基建项目的中国建筑总公司越南办事处，近来日子也不好过。“一些以越南盾签的合同不能连续施工，风险太大。”该办事处首席代表王贵军说。由于越南盾急剧贬值，在几年前签的合同令中建总公司短时间内蒙受损失。
由于物价飞涨，越南建材也随之涨价，尤其是水泥，“太贵了”。中建总公司参与越南多个重点工程的土建施工，钢材、水泥等建材大多在当地采购，因此对价格相当敏感。
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越南代表处副总经理贺长顺告诉记者，目前越南原材料价格比去年几乎翻了一番，按照这个价格，很多项目“基本做不下去，继续做就很可能亏本”。
正是因为担心亏本，孔雄飞在新光水泥厂项目招投标谈判时与业主陷入了僵局。他们最近第二次报价7000多万美元，对方还是认为超标。孔雄飞据理力争：这项投入只要3、5年时间就可以回本，同样的项目在中国起码需要8000万美元，而且我们还要承担人民币升值可能造成的汇率损失。但对方无动于衷。
“说白了，就是他们没钱。”孔雄飞说。事实上，这个项目5年间转手好几个业主，如今划归越南煤炭总公司，这是公认越南最有钱的两个企业之一。
与其他在越中资企业一样，中国重机在越业务最终以美元结算，但现在，美元在越南异常紧缺。一笔本应在5月份就已打入中国重机帐上的几千万美元款项，至今迟迟未能入帐。为此，总公司领导已经多次打电话追问。
倒不是业主赖帐，其实汇票早就由业主发到银行，但是银行没有钱。越南企业的存款，现在大多都只是躺在银行数据报表上的一个个数字。“那就是空头支票嘛！”孔雄飞说。
然而就在3个月前，现在抢手的美元在当时几乎没有银行愿意要。
跑步“钱”进
上海外经集团越南山洞电站项目部财务副经理宋雯记得很清楚，今年1月底，她去当地银行用美元换汇，银行说暂时不要。项目工地所在地的一家农业银行，用美元兑换越南盾要收1％的手续费。直接拿美元支付给供货商，供货商也不要。
宋雯对此并不奇怪，“因为那时候美元在全球市场都贬值嘛”。为了汇一笔30万美元的款子，她出动了几乎所有的关系，一家银行才答应通过内部操作转帐，但是汇率比官方牌价低了100点。
因为跟公司有长期的合作关系，对方答应可以帮忙换汇，但是要求一天只有2万美元额度，而且不是每天都有，得隔一个周期之后才能兑换下一个“2万”。这样，为汇一笔20万美元款项，她要跑10次银行。
如果总是以低于官方牌价的汇率换汇，她无法向公司报账。她要求不高，只希望银行按照官方牌价换汇，以为中国银行能帮她，对方却告诉她，他们只有5000美元的额度。
接下来，情况似乎越来越糟糕。去年12月31日，银行挂出的国家牌价是16010，到1月29日，宋雯再去银行发现，已经降到了15800，一个月不到跌掉2百多。
“一下子就大家都不要（美元）了，都在抛，不管是黑市还是国家银行。”市场上的恐慌也令宋雯惴惴不安：“那时候就想，我要赶快把美元换成越南盾，再这样下去不得了。”于是，她每天打电话去银行，今天有额度吗？有！马上跑去，换个2万美元，蚂蚁搬家一样。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宋雯学会了去黑市询问行情，忐忑不安地关注着汇率市场走向。
没想到，到3月份突然有银行主动找到她，跟她说，“存钱吧，给你的利息高，月息14％”。国家牌价也在慢慢回升，黑市上升得更快，最高到了18500。现在，“2万美元的限度早就没有了，有多少换多少，也没有周期限制了”。
然而这些美元进了银行之后，似乎就再也没有出来过，起码孔雄飞就没有收到他早就应该收到的设备款。
应对之道
“我现在很尴尬，继续做吧，就是这种情况，不做的话，我待在这儿干嘛？”孔雄飞给出两个选择，似乎很无奈。
但显然，他已经决定要继续下去。为此，他开始着意选择一些能保证回款的项目，譬如世行的一个污水处理工程。
台湾“中国信托商业银行”河内办事处代表陈昶泓，现在也不断接到一些台湾咨询电话，在越的台湾客商也来找他讨论当前形势。他一一给他们派“定心丸”，认为相关报道“夸大其词”，当然，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些项目可以先缓一缓，不要太急。
“我现在只能观察，观望，还有等待。”陈建原（音）说，他是力帆—越南摩托车制造公司的经理。由于越南盾急速贬值，公司一些以越南盾签的合同最后以美元结算时，光利差就损失了十几个点。而且，目前越南民众购买力下降，力帆摩托车销量也出现下滑。
宋雯认为，象力帆这样的投资型企业所受影响还小些，起码还有个投资回报，象上海外经集团等类似的在越中资机构，利润大部分来自进出口贸易，因此受利差影响特别大。
上海外经集团越南办事处首席代表张龙鱼甚至认为，驻外中资机构少有投资行为，这是中国最大的损失，“其实投资才赚钱”。
与众多台资、港资企业不同，象力帆这种在当地开公司办厂的中国内地企业屈指可数。越南中国商会副会长贺长顺介绍说，商会会员绝大多数是中国企业的派驻办事处。他所在的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是1993年第一批进入越南的10家企业之一，至今仍是一个办事处。
这些办事处大多数由带中字头的企业开办，如今他们也开始重视对越投资，南方电网公司在越南投资参与建设了越南的四大电站。但大部分中资机构仍主要进行设备进口、厂房建设等业务。这让他们在突如其来的通胀冲击之下，往往措手不及，只能寄望于越南政府的援手。
王贵军所在的中建总公司的工程大多是越南重点建设工程，针对进展迟缓现象，王贵军表示，现在最大希望就是越南政府早日下发相关的补偿办法。他告诉记者，信息采集工作已经在包括他们在内的一些中资机构完成了。
但是，张龙鱼对此几乎不抱任何希望：“只是忽悠而已！它哪有钱拿出来给你？自己的这么多问题还没解决呢！”他分析，越南政府无非是想营造一个好的投资环境，不至于让外资机构太寒心。
越式生存
孔雄飞的同事在为那笔迟迟未到的款子向总公司领导汇报解释时说，现在越南收得比较紧，有点象我们国内1997年的情况。在孔雄飞看来，雷同的并不仅仅是当前的经济形势，他现在就好像生活在十年前的中国，却也有太多他不明白的东西。
在越南，法律有时候叫他看不懂。有一个孔雄飞“一直闹不清楚”的问题：到底越南有多少种税，怎么收税？他手边一早就备了一本中文版的越南税法，但至今没看懂。
每次投标，他都要求业主一一列出各种税，写成文字，盖上公章，但对方不干，因为“他们也不清楚”。没办法，办事处花钱请一个律师事务所核算，弄一个各种税的说明，找一家不放心，又找另一家，又核算，结果竟不一样！
坊间流传，外国驻越机构遇到法律问题，常常要向其驻中国的机构求助，他们的理由是，越南处处学中国，现在的越南不就是十年前的中国嘛。
“越南很多法律是学中国的，但法制健全性和执行力度比中国差远了。”孔雄飞说。他认识的两个中国人，一个在这里做了10年生意，没有交过一分钱税；一个做了半年，各种税交到最后亏损倒闭了。上海外经集团比较实际，特别高新聘请了一位老专家，专门研究如何通过做账来避税。
越南政府的效率也令一些中资机构头疼。台湾“中国信托商业银行”1995年即在河内设立办事处，2005年提出申请在河内开设分行，到现在也没办成。“政府说批准没问题啊，但是过程很漫长。”陈昶泓说，中国银行也因为长期申请未果，干脆连河内办事处也撤了。
在越南，中资机构得时刻警觉越南人内外有别的生意经。上海外经集团越南办事处曾中标越南国家体育中心项目，向当地租一台吊机，对方要价7万美元每月，而另一越南承包商却只需4千美元，相差17倍多。
“在越南做事，往往要靠关系，走门路。”宋雯说。
“有时候，你不给个人一些好处，谁给你做啊！”孔雄飞说。
在他看来，在越南做生意还需要有特别的智慧。譬如投标，有些子项目如果你一开始就说做不了，那么对方就马上判你废标，那就什么都谈不了了；但如果你不吱声，等到对方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还是不做了，结果一样，性质完全不同。
“这就是越南！”孔雄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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