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叫板”保安
双方与其虚妄地纠缠于意识层面的相互指责,不如回到具体问题上来,观察如何摆布高校行政管理与教师乘车进入校园讲课权利的关系。一个学者纠缠于一名保安,一所大学给来讲课的教师带来诸多不便还振振有词,怎么说也不是一件太光彩的事。
——《新京报》
对于大学校园的开放,我国大学一直没有搞清楚两个问题,其一,大学是否开放谁说了算?其二,大学应该有怎样的形态?
——《南方都市报》
何教授是学法律的,应该知道程序的重要。可为什么最应该懂得程序重要性的何教授,恰恰在生活中就不讲程序的重要性了呢?
——《东方早报》
保安是否对教授放行并不是一个多大的问题,人们心中对权力的习惯性怀疑才是最值得关注和讨论的。人们对权力是敏感的,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就觉得权力可能是蛮横的,于是在权力出现一丁点动作时,人们就觉得权力在耍横了。
——《齐鲁晚报》
“萝卜哥”卖红薯
农业产业化的短板,不是“爱心”能补漏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萝卜哥的幸运对其他农民来说,是永远不能复制的“成功”——即便对萝卜哥而言,明年、或者后年,一旦舆论不再关注,他一个人又能卖出多少萝卜与红薯呢?
——《华西都市报》
“萝卜哥”与城市市民合作,设计出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在这种“制度安排”中,他和市民同时获得了收益,双方显得都很有素质。
——《新京报》
市场经济不意味着让农民在市场上自生自灭,也不应该总把销售搞成慈善。我们需要找出问题的根源,进而找出系统性的解决办法。
——《京华时报》
免职官员复出
问责,或者能够制造一个缓冲的空间,如果不能因此按照民众预期,对错误的行政理念和暴戾的体制进行根本性的修复,那么这就是个赤裸裸的谎言。而这种谎言多了,非但不能平息事端,反倒让政府失去公信,甚至激化矛盾。
——《重庆时报》
如今,问责的决定通常是向社会公开的,被问责后的复出难道不是同样应当有个足以说服公众的解释吗?而且,某些复出总是刚过了规定的时限,似乎显得有些迫不及待,这也难免会让人产生免职是为了应付舆论、搞“安抚式问责”之类的联想。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