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胆与人胆

2012-03-22 18:41

丁力/文

近来因为企业活取熊胆汁贩卖的事情,媒体就很有些热闹。一些人为企业辩护,另一些人则维护熊权。虽然群情激昂,争论中的苦主——熊——却保持沉默。根据企业利益相关方的官员的观点,熊们不仅情绪稳定,而且还很享受抽取他们胆汁的瘘管。果如此,瘘管和抽胆汁就是通往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

其实,被圈在笼中抽胆汁的熊们肯定不愉快;争论的主题虽然是熊和它们的胆,争论双方的所指却不是同一类的熊。熊们至少可以分为以下小标题中的三类:

药典中的熊

只因为熊胆是中药材,熊们才遭遇如此折磨。《本草纲目》说,熊胆主治“时气热盛,变为黄疸,暑月久痢,疳(匿下两个虫)心痛疰忤,治诸疳,耳鼻疮恶疮,杀虫,小儿惊痫瘛瘲”。“瘛瘲”是抽风。这些词一般人不容易理解,李时珍又简明地说:“退热清心,平肝,明目去翳,杀蛕蛲虫。”“蛕”通“蛔”。这样看来,熊胆不是特效药,其功效似乎大都来自其“苦寒无毒”的“气味”。

简而言之,熊胆的好处是:夏天吃了凉快还不拉肚子,老人吃了眼睛明亮,小儿吃了杀肠道寄生虫,还能治疗多种“恶疮”。现代社会的相应替代品有空调机、黄连素、白内障手术、驱虫药……美中不足的是,现代打蛔虫的药不能同时治疗白内障。

至于各种“恶疮”,《本草纲目》也有一些替代药品,比如“粪坑底泥”:“发背诸恶疮。阴干为末,新汲水调傅,其痛立止。”这味药想必应属于OTC外用药,其用法以及治疗“恶疮”的功效与熊胆的近似,成本却很低;患者不须到医院买医生的处方,而且此药在农村远比在城市易得。目前还没有哪家公司以高质量的“粪坑底泥”为招牌寻求上市。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空档。

翻阅《本草纲目》,便知这种空当还有很多。例如,人胆也入药,与熊胆的功效有差别,主治“鬼气……、噎食、金疮”。李时珍又说,人胆的“气味”是“苦凉有毒”——显然,即使有权有钱者也不宜经常大量服用。“苦凉有毒”之说很可能是李时珍的良苦用心,以免有人以身试“毒”。

木乃伊也入药。《本草纲目》中的木乃伊与古埃及的制作方法不同。李时珍引用《辍耕录》说,一位自愿者为了当药材,在生前最后几个月只吃蜜,用蜜洗浴,死后被用蜜腌制。李时珍好像不推荐使用“蜜人”这味药。

新鲜“人肉”也在药典中,主治瘵疾(肺结核)。李时珍没有机会调查大饥荒时期的肺结核发病率——如果比平时低,或可证明人肉(或饥饿)对肺结核确有疗效。李时珍不主张人肉入药。当时是明朝,有些打家劫舍的人员把人叫做“两脚羊”,李时珍却超前使用资产阶级人性论,恶毒攻击他们为“强盗”、“无人性者”,暴露了他的阶级局限性。现在的处方已不用人肉了。不过,中医叫做“紫河车”的胞衣,甚至胎儿,仍然有人当作是大补的食品。

相比之下,熊们没啥可抱怨的。

市场上的熊

在古代,许多药材都是医者的无奈选择。今天,科学家制造出更有效的药物,熊胆和粪坑底泥之类已不再必要。

药用熊被固定在铁笼中接受插管取胆汁,不能动弹。更“先进的”开瘘管取胆汁的技术已获得国家专利。当一个物品不再昂贵难得,其疗效往往就没有传说的那样神奇了,人参即是一例。如今到处都在卖人参,却不见国人个个容光焕发。有人可能辩解说,养殖的功效肯定不如野生的。虽然铺天盖地的药物广告是中国特色之一,笼中产品仍需更多的商业运作,激起消费者的想象。

为此,熊胆汁的干粉被分为几个级别,每公斤售价从3000余元到11万多元不等。高价粉以单方出售,应该有较高的纯度,如果商家推荐用小管经鼻孔吸食,则更刺激。熊产品不适合炫耀——英国女王卫队的熊皮帽子也没有成为时尚人士的追求。如果有人每天带着熊皮帽子,拎着一盒熊胆在闹市来回走,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还可能上前质问。高价熊胆用来送礼却不错,原因就是贵,而且产量低。很多人反对引流熊的胆汁,则更显其珍贵。

吃有森严的等级。少数人吃特供,吃熊胆,绝大多数人吃地沟油、瘦肉精。按照运动员的级别,他们应该吃地沟油,而且有必要多吃瘦肉精。但他们却吃特供,以免摄入瘦肉精。地沟油或许不在排除之内,但瘦肉精不一定能通过兴奋剂检查,将影响到他们“为国争光”。

熊胆是小众产品,远不如地沟油普及。但熊胆的危害可能超过地沟油,对经济有大害。

古人云:“医者,意也。”于是我意想着给中国股市把脉:长期熊市的原因一定是某些炒家服用熊胆。再意想着开一个药方:炒家每日在两颊涂覆“粪坑底泥”将有利于股市触“底”反弹,因为任何由权力主导的市场就是一个大粪坑。另外,房市不景气,熊胆肯定有干系,因为“苦寒”的熊胆不利于房事,也就不利于房市。

这个诊断可能引起庄家窃笑。无论怎么吃熊胆,他们从来只赚不赔——无论多么熊的市场。

野外的熊

远古之人在野外求生存,敬畏自然。现代人破除禁忌,贪婪地索取,导致自然失衡。

“炎黄子孙”实际上是“熊的传人”,“天子”其实是“熊子”。黄帝出自“有熊氏”。熊应当是黄帝所属部落的图腾,有熊国则是中国的第一个国家组织。黄帝之后数百年,大禹为了治水工作的方便,化身为熊,把他的孕妻吓得石化。大禹索要儿子,石头开启,生出的儿子因此称“启”。启是夏朝的始祖。春秋时,楚国还被中原人认为是蛮夷之国,其实楚君也出自熊氏,第一代领导人是熊绎。公元前7世纪,楚成王想更换接班人,太子发兵攻入王宫。成王提出要吃烤熊掌。熊掌难熟,他以之为缓兵之计。无奈太子不上当,楚成王终于被杀。

可见在2600多年前的楚成王时,熊氏对本族的图腾已经不太在意,大概是因为人们觉得自己比熊强了,失去了对熊的敬畏。再后来,在“熊的传人”那里,熊的名声就不太好。

远古人眼中的熊是野外的熊。人们从野外进城之后,失去了对熊的亲近感,只把熊当作农副产品,不再有生命。我参加过野生动物考察队,与熊的接触主要在藏北无人区。那里平均海拔5000米,方圆数百公里没有人烟。在食腐的乌鸦、鹰鹫的攻击下,濒死动物消失得很快,一两个小时之后便只剩下一堆白骨,在强烈阳光的照射下,仿佛已是遥远往事的遗迹。

藏北的熊没有天敌——除了人,但那里几乎没有人,而且大都是闯入的考察者、偷猎者。在森林里,熊与人突然狭路相逢可能发起攻击;在藏北,往往数十公里一览无余,熊看到车就逃跑。有时,熊正在刨旱獭洞,对美食也弃之不顾。熊还经常犯路线错误——和车辆朝着同一个方向跑,又不做检讨。熊向来不以马拉松跑见长,为了让它休息,我们只好停车。

有一次扎营之后,我们一连好几天都看到一头熊在营地周围转悠,很可怜的样子,夜里还发出阵阵哀嚎。我们后来在几十米之外发现熊窝。这头熊爱家,既不敢回去,也不肯离去。

熊的胆子小,而且总是一副熊样。这个事实会影响到熊胆的功效吧。论疗效,熊胆肯定不如狗胆。俗话说,狗胆包天。试想,天都能包,还有什么不能包?恶疮、肿瘤、外伤、内伤、海外秘密账户……一切包好!但是,人们不了解狗胆,却熟悉狗,不容易发挥想象力。

熊也可能冒险。如果在秋天没有积蓄足够的脂肪,它们就无法熬过寒冬。在无人区边缘,一头从冬眠中起身的黑熊外出寻找食物,一巴掌拍死一条藏獒,闯进牧民的帐篷大吃大喝。逃走的牧民带枪回来杀死了熊,还为此惴惴不安,担心违法。其实,那头熊实在太老太弱了,很难活过那个冬天。当我们询问并安慰牧民的时候,“中方”动物学家已经剁下熊掌。他坦然地告诉我们:回去送给领导。不知道也有职责保护动物的领导是否笑纳了他的馈赠。

这头饥饿的熊是一个例外。野生动物知道它们惹不起人,不得不学会和人类共建和谐社会,一般不会主动挑起事端。有一次,我躺在一条小河沟里,躲避藏北每天下午的狂风。一条狼走下来,大概要喝水。河沟较深,当它看到我时,我们已相距不到4米。狼停下来,犹豫不决,想了一会儿,还是慢慢走开了。另一次,我们安静地围观一头猞猁。当时它正在悬崖上打盹,对四五米之下的一小撮闹事者不屑一顾,一动不动,只有耳朵上的两簇长毛在大风中瑟瑟抖动。猞猁并没有完全放松警惕,偶尔也懒洋洋地半睁开眼,又忍不住瞌睡的样子很快闭上,大概只是为了确认我们没有对它搞小动作。熊好像没有狼的镇静,猞猁的气度。

在以上这三类熊之中,只有野外的熊是自由和幸福的,尽管生活艰难。我们不是熊,也忘了祖先崇拜过熊。然而,庄子既能知鱼之乐,我们也应知熊之乐。知熊之乐,不亦乐乎!

保护之名与保护之实

藏北草原上最常见的大型动物是藏野驴。藏野驴高大英俊,外形像野马,牧民也称之为野马,但生物学中给它们划分的成分不好。藏野驴的好胜心强,它们常常与路过的汽车赛跑,并且要超车,在车前横穿过去才算完事,让我们见识到“70码”速度;藏野驴的好奇心强,它们每每在营地周围徘徊窥望,久久不肯离去。志得意满之余,驴子仰天长嘶,一鸣惊人。

好胜心和好奇心是驱动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强大动力。藏野驴为什么没有进化到文明阶段?然后猎杀狮虎豹熊,与人类作战?这是长期困扰我的一个问题。人类崛起之后,驴们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现在,好胜心和好奇心经常是非常危险的品质,这个道理是人驴通用。好胜好奇的藏野驴种群能够幸存,只因为驴们“无用”:藏人不吃奇蹄类动物的肉;驴毛既短且硬,不能织成舒适的毛衣;阿胶目前不用野驴皮,名牌包大概也不用驴皮;虽然“驴尿”治“反胃噎病,狂犬咬伤,癣疠恶疮……风虫牙痛”等多种疾病,但商家还不至于千里奔袭,杀驴取尿;野驴性不安分,牧民无法维护稳定,把它们驯服成驮兽,何况任劳任怨的家驴们已经很普及了。

藏野驴成为最常见动物,原因是“有用的”动物被屠杀殆尽。在20世纪中期之前,一个藏羚羊种群常常有近万头,现在100多头的种群算是大的。野牦牛的栖息地退缩到无人区,它们的数量稀少,交往不便,发情期的公牛很生气,急切中南下侵犯家牦牛。继承野父一半血统的牦牛桀骜不驯,伺机破坏或逃跑,牧民遭受财产损失。麝香也是中药,西藏林区的麝曾以每年数千头的数量被猎杀。在佛教重新兴起之后,猎人颇多忏悔,金盆洗手,但麝的种群很难恢复。

甚至外国的野生动物也难以幸免。苏联时期,中亚各地有很多很大的赛加羚羊(高鼻羚羊)种群。苏联解体后,保护一度松弛,它们被猎杀殆尽,因为中药里的羚羊角就是这些大鼻子的角。

如果要保护野生动物,最好的方法是在原地保护。人工饲养不可能减少野生动物受到的威胁,甚至还会因为市场扩大而加重这种威胁。中国人不能以野生动物的灭绝作为富裕标志。

有的公司养熊取胆汁,有的公司养犀牛割角。这些野生动物在笼中不会愉快,很多种还不会长寿。那些公司实际上以养育之名,行杀戮之实。

也有真正目的从杀戮变为养育的机构。20多年前,在北京南郊成立了一个中心,进口了一些黑猩猩。名义是保护,计划是繁殖后出口,用作医学试验。那时“出口创汇”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乔治·夏勒带头在国际社会上鼓噪反对,致使该项目流产。此后他在中国很不受欢迎,但也没有被视为“敌对势力”、“反华分子”。这个养殖出口中心后来改为濒危动物繁殖中心。

夏勒先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动物学家之一,曾经长期在中国考察野生动物。我在西藏的大部分野外生活是和他在一起,作他的助手。将近20年前,我们还从拉萨带回一只小雪豹。

这只小雪豹不是无故离开故乡的。偷猎者杀死了它的妈妈和姐姐,把它带到拉萨八廓街贩卖。一位美国游客和他的女友认出是珍稀的雪豹,买下之后辗转与西藏林业局联系,表明他们购买的目的是保护,他们将把雪豹转交给当局,请求不要追究他们贩卖珍稀野生动物的罪行。在此期间,他们给小雪豹喂奶,每次大小便之后都给它擦洗,如同父母般地照料它。

当时西藏没有养育雪豹的能力。夏勒想起他的老对头,那个过去的黑猩猩养殖中心,建议把雪豹送过去。北京和拉萨两方面都痛快地答应了。繁殖中心捐弃前嫌,难能可贵。

雪豹在赴京的路上一直在我的怀里。雪豹极其稀有珍贵,我们在多年的野外生活中没有遇到过,世界各国的动物园只有很少几只近亲繁殖的雪豹,这只公雪豹能够扩大它们的基因池。繁殖中心为它安装了当时还少见的空调(在我的要求下从会议室拆下的),指派了专门的饲养员。几个月以后,我又专程来北京看望小家伙,钻进它的笼子。小雪豹长大了很多,还记得我,开心地和我玩耍。可惜,它在京城水土不服,患了眼疾,在成年之前因病去世。

这两次进京,我也都去看望那一群逃脱了医学实验的黑猩猩。它们的状态似乎不错,对我很友好,兴奋地晃动铁栏杆。我没有进它们的笼子,毕竟我只是和雪豹的关系不一般。

雪豹和黑猩猩的故事对追逐利润的企业完全没有意义,但政府确实应该为动物们多做一些事情。

剃刀原则

目前,绝大多数人类的生活还离不开其他动物的尸体,他们也没有必要彻底放弃,但需要克制欲望。以此为前提,我们可以给动物产品消费设定一个范围。

英国14世纪有一位哲学家叫奥卡姆的威廉,针对繁琐的经院哲学提出“若无必要,勿增实体”,这就是“奥卡姆的剃刀”。动物保护也可援用剃刀原则:“若无必要,勿伤动物。”

人类仍然大量消费动物尸体。肉食之中还有分别,庄子“舍鱼而取熊掌”。可是,狗吃生肉都会变得野蛮粗暴,人们操刀杀戮切肉似乎也有碍文明。所以,孔子说:“君子远庖厨。”“远庖厨”者不算是君子,也不算是虚伪。人皆有恻隐之心,又皆有口腹之欲。在大快朵颐之余,我们还应该把对其他动物的伤害降到最低限度,只做“必要”的伤害。所谓必要的,就是人类生存所必须的;非必要的消费则是为了炫耀或奢侈的生活。

陕北老农的羊皮袄却是必要的,水獭皮大衣是不必要的。经过多年抗议,皮草不再那么时尚,许多“毛皮动物”因此得救。藏羚羊被大量偷猎,因为它们有世界上最柔和纤细的绒,价格昂贵。山羊绒也很纤细,于是山羊族不受计划生育指标的限制,数量一度迅速增长。山羊啃食草根,破坏草场。其实,棉羊毛一样保暖,藏羚羊绒和山羊绒都不是必要的纺织原料。

为了鱼翅,渔民每年捕捞数千万头鲨鱼,砍下鳍,然后放归大海。这些鲨鱼必死无疑。鱼翅的味道并不比无毒粉丝的更好,也不一定好过常见的有毒粉丝。据报道,鱼翅里的汞含量较高(海水污染的结果),还含有导致食客痴呆的神经毒素。所以,鱼翅也不是必要的食物。

大多数虫子没有大型动物那么濒危和珍贵,草和菌也不很稀缺。可是,为了虫草(还有发菜),成群的人挖遍大好河山,有力地促进了祖国沙漠化的前进步伐。这些食品也不必要。

无论是熊还是人,都愿意按照本性生活;无论是熊胆还是人胆,还是留在腔子里最合适。人胆除了入别人的药,维持自身的功能之外,还有一个现在被忽视和轻视的用处——“胆量”。

有人说,抗议活熊取胆汁者只不过是在无风险地展示爱心。然而,关于熊胆的这场辩论仍然标志着我们社会的一大进步。熊和人都是动物,佛家认为众生平等。如果熊的权利都可以重视了,普通人的权利的改善大概也不远了吧?

 

学者,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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