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一书中，布罗蒂加姆通过对各国数据及案例的实地调查或数据分析发现，其实这些状况在其他国家也存在，并非只存在于中国。中国在非洲真的是一个“流氓捐助者”吗？布罗蒂加姆并不这么认为，“许多对中国援助与参与的惊慌和恐惧都是建立在错误信息基础上的，并且所发出的警告与事实是不相符的”；“主要问题不是它对中国在非洲的行为有不准确的描述，而是因为存在意识形态的取向，它对中国的批评脱离了世界体系的背景，也缺乏比较分析的视角”。但他也在《正在参与的中国》章节中说，“中国在援助与出口信贷方面守口如瓶，缺乏透明度肯定会引起怀疑和担心”。

布罗蒂加姆的短板

虽然布罗蒂加姆本书的研究是建立在奔走于中国大陆、非洲大陆和美洲大陆的实地调查和数据分析上，但若分析采用的资料可得知，布罗蒂加姆引用的资料除去当面采访（且在阅读过程中，几乎没能看到他是否曾经验证过真实性）之外，几乎没能得到第一手资料，这就使得其对中国援非的研究显得比较单薄，无法展开深入研究。

在他的研究中，忽视了外交官的回忆录和口述史，对于中国方面的资料引用，除去访谈之外，就是新华社等报道。比如曾经做过援外工作的旅加学者陶短房，曾长期在外贸行业非洲口打交道，在非洲时也曾担任过执行秘书，对中国援非颇有研究，却未曾进入布罗蒂加姆的视野之中。当然，大陆方面的援非史料或数据尚未全部公开，但当代中国研究所张勉励在《中国对外援助问题研究述评》一文中有这么一段信息：“外交部档案馆自2004年以来已相继开放了1949年至1960年的解密外交档案，其中披露了不少关于这一时期对外援助的细节。”而布罗蒂加姆却没能利用这些档案，多少有些不该。

而且，在阅读的过程中，明显能够感觉到布罗蒂加姆在材料的选择以及写作的倾向上有先入为主的偏见，让人感觉他似乎故意在取舍一些方面的资料。对于研究来说，话题的论证并非在于利用对自己有利的资料而放弃对话题不利的资料。倘若资料的选择上有倾向性的取舍的话，只能让研究陷入片面的观察之中。当然，我并非对中国援非有何偏见，而是希望学者在研究的时候能够做到持中秉正的立场，如此才能看到观察到真正的“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