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记者 谢韬 北京报道

今年不仅是美国大选年，也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换届之年。这两个国家，一个是世界上的唯一超级大国，另外一个是迅速崛起的新兴大国，于是权力更迭和中美关系成了2012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国内学界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很多，那么国外学者又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受编辑的委托，笔者通过邮件的方式采访了三位外国著名学者，他们分别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理查德·贝茨教授（Richard　Betts）、牛津大学的罗斯玛丽·富特教授（Rosemary　Foot）以及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的约翰·霍尔斯拉格教授（John　Holslag）。贝茨研究领域为美国外交与安全，富特和霍尔斯拉格的研究重点则是中国外交。

从采访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既有共识也有分歧，并且总的来说，他们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比较悲观，认为两国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正在降低，而对抗和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增加。至于国人最关心的领土争端，两位学者认为，美国正在试图保持平衡，即一方面尽量避免这些争端升级，但另一方面又要为盟友“两肋插刀”。至于这两个目标能否同时实现，他们之间也没有共识。

笔者对中美关系的前景则持总体乐观的态度。双边关系的确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但是各种结构性和制度性的因素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两国的外交政策不会有突然性的重大转变。最为重要的是，随着两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它们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

几个月前，我曾与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 授 约 翰·米 尔 斯 海 默（John　Mearsheimer）有一次对话。我问他：“你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似乎完美无缺，但如果非要说这个理论有个缺陷的话，它是什么？”他想了想，然后笑着对我说：“我想应该是自由主义理论所说的相互依赖。”然而，相互依赖并不表示双边关系良好。相反，中美关系，以及中国与很多国家的关系，都是经贸热、政治冷。换句话说，尽管中美在经贸方面相互依赖程度很高，但是两国之间的政治互信还非常低。这个问题的形成，两国都负有责任，但是如果真要深究，恐怕还是我们的责任更多。与其天天挑美国的毛病，我们还不如自我深刻反省。知己知彼的前提是知己，如果没有勇气面对自己，即使知彼也是白费功夫。

国内政治与中美关系

至少从1979年以来，美国一大选，中国就显得很紧张。今年的大选，更是让很多中国人极度不安，因为中美关系似乎正处于一个低谷期，而两位候选人又竞相“敲打”中国，这让中美关系的前景显得更加暗淡。

中国领导人换届，也让美国人很紧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体制缺乏透明度，虽然里面的人可以坐观世界，但是外面的人却对这个体制的决策者知之甚少。当中国贫穷落后的时候，这种不确定性或许无关重要；然而，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并且拥有一支日益现代化的军队。在这样的一个中国，权力更迭对美国来说就具有了重要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两国国内的权力更迭发生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背景下，那就是美国的经济实力明显衰落、中国的经济实力显著上升。换句话说，两国的权力更迭包涵两个层次，一个是国内的，一个是国际的。在很多人看来，中国已经具备挑战美国的实力，并正在试图修改现有的、被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正是有了这个背景，两国国内权力更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中美关系是否会有大的改变，对于这个问题，笔者的答案基本上是否定的。尽管个人的性格和偏好会对决策产生一定影响，但是总的来说，各种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大大制约了两国领导人突然改变现行外交政策的能力。即使是新的领导人想要有所作为，大多数时候也只能是对现行政策进行微调，而不是大刀阔斧的改革。

其实，接下来对两国领导人来说，最大的问题不是外交问题，而是内政问题。罗姆尼在总统候选人辩论中已经说得很清楚，美国外交现在面临的诸多问题都是国内经济不给力造成的。在他看来，经济萧条是美国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因为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任何宏伟的外交蓝图只能是空谈。此外，美国国内政治精英的两极分化，让美国政府的决策和治理能力大打折扣。如果两党在外交上缺乏共识和合作，美国不可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国在二战结束后施行的一系列重大政策，如马歇尔计划和布雷敦森林体系，都离不开两党议员的广泛支持。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外交政策受国内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因为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已经放慢，但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毕竟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国外交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国内政治问题。政治体制不改革，中国的外交将很难有大的突破，中美关系如此，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如此。

首先，现有政治体制的高度不透明严重阻碍了中美两国建立战略互信。不透明就是遮遮掩掩，即使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东西，但这样做就会让人心生疑虑。

其次，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我们往往与一些被国际社会孤立或谴责的国家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这也给中美关系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培养自己的盟友本身无可厚非，但问题是这些朋友要符合中国利益，但现在是适得其反。不仅如此，知道中国政府为了政治目的而愿意不惜代价维持与它们的关系，这些国家往往可以勒索中国，在经济和军事援助上狮子大开口。而一旦这些国家发生政治动荡，并且新的领导人上台后如果采取政治改革，我们的投资就付诸东流。

现在，我们也许应该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反思一下中美关系，或许会让中美关系的明天更美好。

访谈

经济观察报：在你看来，美国对南海争端持什么样的立场？

Richard　Betts:就我的感觉而言，美国政府正在努力制定相应的政策，但这一努力至今未见成效。问题在于，美国政府高度重视的两个目标彼此冲突：一方面要避免有关这些岛屿的国际冲突升级，一方面又要支持作为美国条约盟友的日本。长远看来，这显然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政策。

Rosemary　Foot:美国并不希望被进一步卷入这类争端中来。美国重申了其对航行自由的关心，并给予了日本等盟友广义上的支持，但这种支持并不包括在有关主权问题上明确表态支持日本。美国必须寻求这样一种平衡，即在扮演一个可靠的盟友角色的同时，又不过分纵容其盟国及合作伙伴。美国希望把重点放在搞好国内经济上面，而不愿意被卷入进一步的冲突，但对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而言，维持其可靠的国际形象无疑具有长期意义。

Jonathan　Holslag:美国主张采取地区参与、多边主义的方式解决南海困局，是合乎情理的。同时，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不同意以“南海九段线”作为谈判的基础，在我看来，也是可以理解的。而真正让人费解的是美国政府对于“航行自由”的阐释。我的看法是，美国宣称军舰和民船一样，均享有在专属经济区或某些领海范围内的“航行自由”，这种说法本身就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这也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一个空白。而仅仅因为中国变得更加强势，就将其单列出来，加以区别对待，这种做法我也并不认同。必须承认，在宣示主权方面，中国变得更加强硬了，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起，美国插手相关争议海域问题的决心，也变得越发坚定了。

经济观察报：尽管美国就这些争端发表的官方声明听起来相当中立，并一再声称不会偏袒任何一方，但其种种行动，如美国“重返亚洲”的总体战略，以及其航母战斗群在中国南海和东海附近的巡游，似乎更多地表现出一种针对中国的威胁。从你的角度来看，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美国究竟会走多远？

Richard　Betts:有关美国“重返亚洲”或“亚洲再平衡”的种种言论夸大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变化。短期而言，中东和穆斯林国家仍是美国主要关注的地区。但从长远来看，亚洲无疑更加重要，对此美国国内已早有共识。美国在东亚的安全政策是摇摆不定的。一方面，美国希望和中国保持合作与和平的关系，但另一方面，美国又希望阻止中国在东亚称霸和对美国的盟友及其他国家施压。这些目标很难达成一致，因此也造成了美国各种言论和象征性行动的前后矛盾。

Rosemary　Foot:美国究竟会走多远，取决于这些争端将如何进一步发展。日本如果遭到攻击，美国自然不会袖手旁观，但在南海问题上，美国还是希望能掌控最后的结果，并希望争端能得到和平解决。美国出动航母战斗群的用意是，希望能借此防止这些争端的进一步军事化。美国在此问题上必须格外谨慎，小心从事，而当事各方一旦错误估计形势，后果则不堪设想。

Jonathan　Holslag:美国需要两头兼顾，小心从事。一方面，很明显的，美国希望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保持其军事上的优势。19世纪以来，美国地缘政治上的头等大事，便是充分利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天然屏障，借此防范来自欧亚大陆的新兴国家。另一方面，美国并不愿意被卷入地区性冲突之中。因此，美国对华的首选策略是威慑策略，即利用军事力量向中国施压的同时，又试图让中国对美国放心。然而，在过去几年里，双方都极大地忽略了这种“放心”的因素。军事上的威慑会继续主导南海的局势。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不稳定，前提是有足够的渠道去沟通和交流，同时民族主义势力要得到遏制。在民族主义的气氛中进行威慑和谋求平衡，将是非常危险的。

经济观察报：在你看来，中国对美国构成经济上的威胁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种威胁到底有多大？你认为美国会运用一些军事手段来应对中国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吗？

Richard　Betts:中国的经济发展带给美国的主要是机遇，而不是威胁，前提是双方达成公平和平等的贸易关系。假如中国继续利用经济实践中的不平等因素，比如操纵人民币汇率，那么就有可能出现问题。当中国只是一个较小的经济强国时，这样做的问题不大；但当中国成为一个主要的经济大国时，这样做就会带来大问题。

美国绝对不会动用武力去尝试解决经济交往中出现的问题。即使美国人民想这样做——当然他们并不想这样做，也没有实际可行的办法去这样做。中美之间可能爆发“贸易战”，但这并非是由经济问题引发的真正的战争。中美两国之间爆发军事冲突的危险来自政治上和外交上的争端，但不会来自经济上的争端。

Rosemary　Foot:中美两国经济上仍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构成所谓的威胁，因为全球化经济体系中最成功的部分就是取决于发达的市场和生产链。

Jonathan　Holslag:从经济的角度看，中美双方之间的关系相当尴尬。两国经济发展都不平衡，一个是依靠过度生产，一个是依靠过度消费，而双方又彼此需要。真正的危险存在于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美国希望能逐渐摆脱其对外债的依赖。一方面，它可以通过开发国内页岩气资源，以减少对进口能源的依赖，从而达到这一目的；另一方面，它也可以通过扶持国内工业发展，来实现这一目标。但这样做无疑会与北京雄心勃勃的工业化政策发生摩擦。另外，由于两国均面临日益增加的社会不确定因素，双方在贸易争端中相互妥协的可能性也更小。因此，我认为中美经济关系会日趋紧张，尤其是美国政府无法解决自身市场的疲软，以及中国通过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遭遇阻力时。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中国和美国能够长期和平共存吗？为实现这一目标，双方应做何努力呢？

Richard　Betts:和平共存当然是可能的，但需要非凡的本领和不懈的努力才可能实现。不幸的是，世界历史中各种案例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世界格局均势的变化往往会导致冲突的产生，而中国的崛起正是一种均势的变化。为避免冲突的产生，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国将会在亚洲的政治和外交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是中国亦必须在对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提出要求时保持克制，这些问题包括有关岛屿的纠纷，但最关键的还是台湾的问题。无论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否合法，中美两国之间开战的最大危险最有可能来自中国政府试图通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Rosemary　Foot:中美两国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共存，这将是不可避免的。双方需要认真探索两国间的共同利益，并形成相应的行为准则。中美双方应该以现有的多重对话机制为基础，以谋求更深层次的交流。

Jonathan　Holslag:和平共存不太可能，但只要中美两国能够共存，就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了。无论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又或是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中美两国现在是、将来也会是对手。共存的前提是，双方都要避免被国内的不确定性所左右，否则就会导致民族主义的抬头。冷战期间之所以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冲突，一个原因就在于美国经济总体上一直处于优势，因此美国的领导人们一般没有强烈的动机，去利用苏联来借机转移国内的注意力。世界其他地区的稳定仍然同样重要。如果中亚地区、中东地区和非洲的局势更加动荡的话，那么，发生间接性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经济观察报：对即将到来的中国领导层换届，美国方面有何期待？你认为新一届的中国领导人会带来一些重大的政策转变吗？

Richard　Betts:我对中国的内政和中国的政治精英们知之甚少，也不了解美国的中国专家们对此有何看法，所以就此问题我无法给出满意的答案。

Rosemary　Foot:美国方面的期待很难判断，因为对中国新一届的领导人了解实在太少。同时，体制上业已形成的机制，在确保中国政府政策的延续性方面，过去也曾起到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惯于以一种谨慎的态度和渐进的方式，来驾驭各种复杂和困难的政策领域，这种情形由来已久，一个新的领导人想要有所突破，绝非易事。

Jonathan　Holslag:我个人并不期待会有重大的转变，但目前看来，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似乎更加热心于争取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国际地位。这里我想再次强调的是，太平洋两岸的政治家们在很大程度上会继续被各自国内的局势所左右，在这点上，我本人对未来不是十分充满信心。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研究生张国玺对本文亦有贡献，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