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苏里：今天会议的主题是大家手上拿的这本书《共同的底线》。前言当中秦晖讲这本集子实际是2003年编就的。大家知道，2003年到现在已经是10年了，这里的曲折，可能在座的除了秦晖之外，都不知道他的作品出版的曲折。江湖上传说，现在他手上还有几个，最短的也有4-5年了，现在还是在出版的途中，什么时候能出版不知道。尽管这个作品是2003年编的，绝大部分或者全部文字都是2003年以前的，甚至是1999年以前的。而且，其中有相当几个篇幅，我在这个集子之前看到了，包括跟杨支柱的对话我是看到的。

但是，我还是有一种震撼的感觉，也就是十几年前的东西，再一次确认我们对秦晖几个比喻性的评价，第一个就是他的文字，当然这个文字背后携带的是思想、是一把杀人见血的刀子，不是杀人不见血，而且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战场上一路杀过来的思想战士。第二、他的文章实际上是一个精确的制导导弹，极为精确，一个是精确、一个是狠，就是他并不避讳思想上的交锋，不是说大家思想交锋以后就是仇敌，他交锋的对象是从左到右的、包括中间的都有。这个打击力度大家知道，秦晖是极为擅长逻辑分析，在这个过程当中论到他自己挖的“陷井”当中，这里面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是这样。当然，最新的比喻是，他是“无人机”，也就是维持得久，以前基本上在空中悬浮中只有四个小时，现在可以达到全天候。当然，今天是怎么样，我们还要再评价，至少九十年代末、零零年初的时代，秦晖是全天候监控思想界所面对现实问题，特别是现实的重大问题，他是要发言的，这个大家都能看到。从所谓分家的问题，一直到教育改革的问题，甚至是婚姻法的制定问题，都是全天候的。

 今天，来了这么多朋友，还有在路上的朋友，还有原来计划来、有各种事情没有来成的朋友，还有想来没有申请到的朋友，还有更多的朋友，我相信秦晖的粉丝和他思想上的朋友、还有他学术上的支持有更多的人。今天也是我历次主持这个会议，到场嘉宾最多的一次，我想大家还是有一些向秦晖致意的深情。当然，像秦晖手上这把刀和那颗导弹一样，大家也不要向他致意的同时，忘了或者不好意思评价他文章，或者他思想当中存在的问题。当然，我并不清楚他是什么问题，我想大家一定有很多看法。

周志兴：我先介绍一下刘苏里，刚才他没有介绍自己，在座的还有不认识他的，他是万圣书苑的老板，自称是“店小二”。别的我没有说的，这次江老和钱老先生都是80高龄。两位老先生的到来，我也觉得确实是对秦晖的一个支持。

汉唐阳光出了很多比较好的书，很多学者的书都是在他们这儿出的，所以我们在这儿也要对汉唐阳光表示一下感谢。其他的我就没有什么说的了，抓紧时间说吧，我愿意把我的时间让出来给别人说。

 江平：我觉得秦晖教授是我们国家现在非常杰出的一位学者，他主要涉猎历史学、社会学，其实这个面非常广，经济学也涉及到、法学也涉及到，涉及到政治学的问题。一句话，他对于当我们国家现实的问题做了很深入的一些研究，这个我还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包括他的夫人金雁教授在我们学校，也是在研究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方面，是最杰出的学者。现在已经有的、现有的著作，分析现在苏联、东欧最新的发展情况，应该说具有权威性。

《共同的底线》是秦晖最新的论述，我觉得现在在我们国家很流行的一本书是《旧制度与大革命》，引起了人们很多的轰动，但是我本人似乎觉得这本书跟我们现实的情况离得还是有些远。但是不管怎么说，里面有一句话应该说引起了我们很多人的关注，他讲法国大革命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经济出现了问题，而是法国大革命时代经济非常发达情况下出现的大革命，这是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我觉得这和我们过去所学的革命的爆发理由，像我们过去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等，所论述的论点是讲了当这个社会统治者已经再也统治不下去了，连这些群众也不能够再生活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所以形成了两个不同的论点，一个论点是说当经济不好的时候、经济出现了危机的时候才爆发革命，另外一个是当经济发展的时候也会爆发革命、也会对于旧制度采取摈弃的态度。这就提出了一些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吴敬琏教授建议我们读一读《西班牙游记》，这个作者应该说对于西班牙的历史做了一个很好的分析。这个分析就是西班牙在1935年左右，它的社会已经出现了哑铃式的，两头很大、中间很小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状况。那么，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应该说革命形势已经形成了，也就是两头谁也容不下谁了，而中间的力量却很薄弱，这是个很危险的状况，一方面是共产国际搞的西班牙的自由运动，一方面是法西斯力量。那么，最后逼得西班牙只能走向内战这条道路。

我回想起我们参加革命的时候、参加工作的时候也没有任何选择。在当时的社会中，共产党和国民党已经形成了两极非常庞大的力量，第三条道路根本不可能存在，民主同盟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号召力。所以，不是走向国民党就是走向共产党。我想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社会没有一个共同底线、没有共同的认识，这个社会就很危险。

秦晖教授的这本书给我们提出了共同的底线，实际上也是引导和指向了我们社会走向应该如何。一个社会如果极左的力量很强大、或者极右的力量很强大，那就会变成一个哑铃式的社会。如果我们能够把一个社会造就成一个橄榄形状，中间比较大，两头比较小，那么这个社会的共识就更多。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如果我们追求的目标走向了两极分化，人们的分裂越来越厉害，而且各自都坚持自己的意见，这个社会就很少有包容性，如果要解决这个包容性的问题，那就是要很好解决它的社会的形状和构成的状态。从哑铃形的变成橄榄形的，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当然，我觉得“共同的底线”，或者我常常说的最大公约数，是不是都能够解决现实中存在的矛盾，也非常难说。我记得听吴敬琏教授讲过，我们当初修改《宪法》的时候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这个概念。他在概念中说：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市场，这是采取的一个共同的底线，或者说左的和右的都能够接受的最大公约数。可是在不同的学者中间，在谈到自己观点的时候，他仍然在强调自己的一方面。我记得他讲到当初在一个香港的组织搞了一个很大的基金，当初是四位学者获得了这个奖金，现在活着的有两个，还有一个住院了。我想，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发言的时候，很明显就可以猜出自己的倾向。刘国光在谈到社会主义经济的时候，特别强调社会主义。而吴敬琏教授在强调社会主义经济的时候，着重点是放在市场经济。这就说明我们国家《宪法》虽然承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每个人自己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有它的模式。有的人仍然是以国家干预作为主要的社会主义的特征，而有的就是强调是市场自身的规律。

我觉得“共同的底线”是解决了一个最大的公约数，但实际上没有把最大公约数里面的一些问题、矛盾还是仍然保留，这就值得我们很好地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也很赞成我们现在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底线，这个共同的底线应该是宪政，或者说我们依照《宪法》来治国、依照宪政来治国。因为宪政里面所包含的思想，不仅包含了依照宪法的依法治国的理念，而且也包含了一种宪政作为理念的一种理想、一种理念。我们总不能只把《宪法》当作一个制度来贯彻，这个我们还要把宪政当作一个理念来贯彻，这个理念现在越来越得到更多人的共同的关注，很多人都认为我们现在应当是以宪政来治国，而且依照宪政来治国也是允许来探讨的，我们不能够再把宪政看作一种西方国家所有的治理国家的模式，我们应该看到西方国家跟中国应该也有个共同的理念，这个共同理念就是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我想，这些作为我们共同理念，能够促使我们国家很快地起步。

 钱理群：我很少参会，我的原则是能不参加就尽量拒绝、尽量避免参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发现现在中国问题越来越复杂，而我的知识结构已经远远不适应这些东西了。包括读秦晖这本书，因为秦晖书读得很多，我发现他读的很多书我都没有读过，讨论问题我都不甚了然，所以到这儿发言我都很紧张，所以我是做了很充分的准备，我写了详细的讲稿。但是时间有限，我就讲三个问题，因为我准备了三个问题，现在讲一个问题。

 前几天，我在《炎黄春秋》上有一个讲话，呼吁好人联合起来做几件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好事情，这样的一个呼吁。结果，秦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你这个话的意思是不是要左右联合起来，推进民主运动？当时我还没有明确的概念，但是我想也有道理，我特别是读了秦晖的书以后觉得确实是这样。其实我发现我和秦晖的想法有一些基本的一致，就是有共同的底线，而且我也赞同他的说法，一个就是有限度的自由权利；一个是社会保障。我觉得背后的理念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争取自由、一个是争取资本。也可以说，就是用公民的权利来制约权势者的权力，是这么一个共同的底线。我觉得这个道理很简单，这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而当下中国国情简单说就是秦晖所说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既不平等、也不自由的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权力极大、责任极小的体制，我觉得这就是当下中国实际问题，当下的真问题，针对这个真问题需要强调平等、强调自由、强调公民的权利、强调人民的福利。

 所以，他说这是社会主义民主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共同体现。那么，这样的共同体现有两个，就是不能认同秦晖说的民粹派和寡头派，要反对民粹主义和专制主义，这是我完全赞同的。我想换一个说法，我在网上看的很赞同的说法，就是中右和中左联合起来，警惕极左极右。我觉得这恐怕是这些年知识界不断讨论可以达到的一个共识。不过我要补充一点，不仅中左和中右之间有共同底线，而且在我看来中左中右和极左极右之间也未尝没有最大公约数，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今天的当政者看来，不仅中左中右是所谓邪门歪道、必须打击，而且极左极右的极端行为，也认为可能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也是要不同程度大打压的。刚才江老谈到的问题，具体到薄熙来事件，能不能用公正的审判呢？当然挺薄派的人是不这样主张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反薄派的人恐怕也应该认同这些东西。在这个问题上，再具体到薄熙来案件的处理上，我觉得极端派和中间派是可以取得，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是可以取得共识的。

实际上，我想共同底线，我理解秦晖讲的主要是价值上的体现。

 我记得我们以前经常讲一句话：“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是用生命保卫你发言的权利”，现在可能成为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了。秦晖在他的书里讲到，民粹主义最可怕的逻辑是什么呢？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的人；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敌人就应该用一切的代价消灭。我看某些自称自由主义的人也是这个逻辑。我们当下没有言论自由、没有自由表达的自由，主要是来自于官方。最终以自己掌握的真理，你死我活这样一种思维方式、这样一种实际上是矛盾式形成的，我觉得也是妨碍我们真正自由的表达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必须要破除为我理论，而应该对不同意见的人争取不同意见。其中包括一个自我激励的精神，还包括一些对不同意见的人，反对人其实也应该有具体的分析。在我看来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我们两者的立场基本上一样，但是并不等于我反对立场那个人的观点未必完全没有合理性。我想到的是，如果看毛派的问题，当然我自己是不赞成毛派的，但是毛派的某些观点是不是完全没有问题？我觉得也是可以思考的，我觉得很多问题本来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推到极端以后就荒谬了。我们不能因为基本立场和他不一样，就否定了他的某种合理性，你非这么做，最后把自己也推到极端了。另外，我觉得任何一个思想的健康发展必须在不同意见当中发展。我不同意毛派的观点，但是我觉得毛派对我有很多指引，但是我觉得他的指引有一个好处，就是使我警觉。如果我把自己的观点推到极端的话，我可能落入一个陷井、就是落入毛派给我警告的一个陷井。

 我觉得一方面我们要立场鲜明，另一方面我们要善于从和你自己不同意见的人当中发现他某些合理性，同时用他对你的指引来警惕自己。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这样更加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和理解。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中国的问题实在太复杂了，任何人都不敢说中国按照你的观点去办就把中国的问题解决了。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比如我有我的立场，在我没有发现错误之前当然坚持下去。所以，我又一次来形容我现在的心情，一个是理直，因为我觉得我有道理；但是气不壮，为什么？因为我总害怕我的主张是隐含了某些问题，如果把它推到极端以后，会不会形成某种遮蔽。也就是说，我们的前提就是中国问题太复杂了，任何人都不要把自己的主张绝对化。一方面坚持自己的立场，另一方面用宽容的态度对待这些不同意见、甚至是在你看来非常荒谬的意见，这样我们可能会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环境。

 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做的有两个：第一、向政府要求民主权利，要求宪法给予我们的权利；另一方面，在我们自身当中，也应该建造一个比较合理和健康的言论环境。这样大家取得某种最大公约数，在我看来有两个层面，一个就是中左中右联合的底线，还有一个是所有正在思考和关心中国问题的知识分子，他们之间也会有基本的共性。

 秦晖的书写得比较早，所以对当下的一些问题没有回应。我觉得当下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我觉得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知识分子还有一个责任，除了面对当下的问题，我们还应该关心更大范围的理论问题，要更宏观地去思考，尤其在全球化的时代。因为我有一个基本判断，各种所有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都出了毛病，在这当中恰好提供一个机会进行理论地总结、提升。我觉得我们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全球未来的发展要提供一个新的价值理念、新的理论，我觉得恐怕是知识分子更根本性的任务。

 贺卫方：这本书尽管是十年前的一些作品，但是十年之后，我们再读秦晖先生的这本书，没有感觉有多少过时的地方，思想的穿透力、那种深度、针对性，似乎就好像是昨天刚刚发表的文章。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过去可能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起色，制度方面、或者所谓左右的社会政策方面的相互沟通、谋求某种基本的底线，我觉得这方面可能是因为这个社会没有多大变化，所以才使得这个书有长久的生命力。所以，我们多么希望秦晖先生的书读起来是早过时了、算了，但是现在看起来还不过时，说明是我们社会的悲剧。

我这几年一直跟秦晖不仅是朋友、而且也是邻居，所以我们也一直比较关注，因为秦先生是这个年代特别难得的，稍微有一点夸大的说法，秦先生应该算是一个文艺复兴人，他涉足的领域特别宽广。那么，这样的一种多学科的、综合性的广泛的视角让他的言说、他的著作具有一种多学科都可以吸收、借鉴、获得启发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正像主持人所讲的有一种非常强有力的逻辑的根基。正本清源，本是似是而非的东西告诉我们说其实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的左右之争，其实是很虚假的一种左右之争。秦先生非常重要的价值在于，他把自己的正本清源告诉我们，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当你批评瑞典、批评美国，批评美国福利太少、政府太不管事；批评瑞典自由太少、过分平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格，他告诉我们其实这个社会在没有实现基本的宪政法制，保障最基本的人权、土地权、财产权利，这样的一个框架架构没建成的时候，我们这个左右之争有点像非常奇怪的一种争论，于是就出现了许多非常杂乱的一种理论、一些似是而非的学说在这个社会通过网络不断放大的一种情况。

我觉得他这些年一直在推动底线化的宪政架构，一个平等的社会如何建构，我觉得这本书还是持续了他过去问题主义一直的思路来告诉我们基本的一些逻辑。当然，我们回过头来再想一想这些年来中国制度的变化，或者说我们寻求他思路的时候，我们发现是不是西方现在的政治学也好、社会理论也好，有些分类方面还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第一部门、第二部门、第三部门这样的一些分法。我最近有一个特别多的想法，觉得其实不同国家的第一部门不仅仅是民主导致的结果使得这个政府跟人民之间的关系不一样，而且政府本身的构造特色也受到了强有力历史传统的影响。

 我上个月到英国，在伦敦开会，住地旁边有一个非常让我梦寐以求的地方，就是著名的林肯律师会馆学院，过去翻译是林肯律师学院。不大的地方我每天都要到那里面去看看，这样的机构历史极其悠久。13、14世纪开始就逐渐形成了在英国这样的一种机构。我强调一点，在英国政府中间的司法权这个权力，在13世纪中期开始一直到14世纪中期，被英国律师会馆培养出来的所谓的大律师，他们垄断了司法权任命的这样的一个路口。也就是说，国王任命法官，但是不可以随便任命，国王只能在获得律师职位的这些人当中任命法官。这样的一个民间力量垄断了国家权利非常重要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发现同样是第一部门，可能不同国家的第一部门是非常不一样的，在权力的行使方式方面，或者说这个职业原来的前身、律师界的关系非常不一样。

 刚才江老师也提到过托克维尔，他在著作当中不断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为什么律师这个职业在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跟政府之间的关系非常不一样？在法国，律师变成了王权的敌人，律师变成了所谓的新型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领导革命的人。而在英国，向来律师跟政府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尽管有时候也发生激烈的冲突，但是律师通常会成为政府非常依赖的一种力量。我认为这跟第一部门的构造内在的特色是有关系的，而且深受历史传统的制约。另外，我觉得下一步《中国宪政建设的推动》这本书也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在我看来非常重要的是如何推动第三部门，我觉得下一步可能自由这个问题真的需要大家共同去呼吁，比如说让工会获得更多的独立、让大学有更加自制的特色、让我们的律师事务所不要搞党组织可以不可以，党权逐渐缩小，我觉得这方面可能会成为今后宪政建设一个重要的方面，不仅通过民主限制政府的权力，而且要通过更强有力的、社会力量的构造来限制政府的权力，来保证我们个人的自由。

 梁治平：关于今天讨论的这个题目，我觉得我不是那么有资格来讨论，就是说我参加的会很少，在网上看到的东西不太多。我自己感觉到秦晖的这部著作确实反映出了他一向关心的问题，问题有很大的连续性和重合性。虽然在不同的方面、不同的时间提出来，但是你看有一些主线是很清楚的。

我想先特别呼应一下刚才钱老师的发言，我觉得发言给我非常深的印象，而且他说的东西恰好是我们法律人讲得最多的。如果浓缩起来，我想秦晖在讲他的底线的时候是一样的。简单地说就是两个字“护宪”，就是捍卫和保卫宪法，或者说宪法里的基本权利，当然《宪法》是一个很复杂的文件，里面还有很多政治的痕迹。我这里讲的护宪，是指《宪法》上那些基本权利。按照现在基本的划分就是：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尤其是其中的政治权利。包括刚才讲的表达自由的问题，这个就是秦晖讲的自由秩序，就是讲的所谓人道、自由秩序、常识，其实都是建立在这些权力的基础上。而这些权利，我觉得今天提出来一个更大的意义在于什么呢？他是在一个已经有建制的框架里面提出来的，是《宪法》里写的，《宪法》在国家的制度里有这样的一个位置，《宪法》是目前各派都没有人直接去反对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制度化的、很重要的一个共识的基础。

 本来在我的我发言秩序里面，这个问题应该是放在最后一部分讨论的，也就是什么是共识、底线，但为了呼应钱老师刚才的发言，所以我先提出这一点。其他的几个方面，更多的集中在这本书所讨论的问题。

第一、就是提出所谓共同底线的意义，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底线、一个是共识。我觉得这两个概念有关系，但是不完全一样。底线是一个更基础性的共识，而共识可以有不同层次的。我想，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面，共识的层次如果分层越丰富、覆盖的面越广，这个社会就更加稳定。所以，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处在转型时期、各种利益互相激荡的社会里面，共识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大家最近在讨论革命这个话题，告别革命了这么多年，现在又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反过来表明共识的重要性，社会被撕裂、走向混乱，还是建立在一个共识的基础上，能够慢慢地进入一个良性循环。所以，这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也很有理论意义的问题。

 当然，我觉得在这里面讲底线的时候会有一些道德含义。比如说，这是做人的底线，如果说你做不到这点，你可能就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所以，底线一个是讲共识的基础性，另外有道德含义。换句话说，成为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假定秦晖提出他的底线，那不同意这个的、或者批评的人会有一种很不愉快的感觉，很容易造成一种对立。所以，到底讲底线好还是共识好？我觉得尽管底线也是一种共识，但是共识的概念更广。所以，我可能会比较倾向于讲共识，共识可以分成不同的层，我们从最基本的共识讲起。所以，这个社会建立共识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本书所讨论的问题，之前虽然秦晖写作的特点、思想的特点，大家都讲了，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博学的、思想最锐利的一个知识人，有非常深切关切的一个人。那他讨论的这些问题，我给他梳理一下，首先是谁的底线？或者是谁和谁之间的共识或者底线？既然是共同的，那一定是两个以上。另外就是底线也好、共识也好，大概来说，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这个里面讨论出来的不断显示出来证明的共识，基本上是秦晖自己所理解的，尤其是在讲主义的时候，他对主义的理解和他个人的理解和支持，他认为个人认可的东西，而不是说客观地描述出来的、在一个很复杂的思想的争辩里面找到的一个共同的东西，或者是比较主观的概念、因然的一个概念。他用这种因然的概念来批评一些不同，或者对话一些不同的历史观点和思想，这样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