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文

一般而言，一个组织或一个共同体总是因为某个先前业已存在的具体目标而诞生并维系的。政治军事联盟多半是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而经济商业组织（如WTO）则常常是为了谋求共同的利益。世界历史上，很少有哪一个国家联合体是从一个虚拟的名词出发结成政治实体的。但是，直到金砖四国这个名词诞生的第12个年头、实体也已形成整整4年以后，它所要追求的目标仍不太清晰。

仅仅因为这一点，今年晚些时候即将退休的高盛(Goldman　Sachs)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英国人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就将被全世界记住很长时间。由于发明了“金砖四国”(Brics)这个比“新兴市场”(Emerging　markets)魔力大得多的名词——这是一项远比他给公司和客户创造的利润更为重要的“遗产”，人们称他为“金砖先生”(Mr　Bric)。随着南非这个“S”的加入，现在它在拼写上臻于完美，但这个概念也与提出者的初衷大为不同。

十年铺就“金砖”路

3月26日至27日在南非德班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完成了制度化的领导人会面由“B”、“R”、“I”、“C”和“S”五个国家轮流做东的第一个循环。

更加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历经3年协商谈判的“金砖国家”金融合作终于正式迈出了第一步。五国领导人同意建立一个1000亿美元的央行外汇储备资金池，作为强化全球金融稳定的“应急基金”，但备受全球媒体关注的“金砖开发银行”成立计划却没有能够在这次峰会上取得实质性进展。这或许折射出一个现实：发展中国家想要将它们之间的建设性合作推进还需要一个过程。

2001年，当时任高盛集团首席经济学家的奥尼尔在一份题为《全球需要更好的经济之砖》的报告中首次使用“金砖四国”这一概念——Brics，与英文中“砖”（brick）发音相同，由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英文首字母组成——的时候，这仅仅是一个便于记忆的投资概念。之所以将这四个国家捆绑在一起，是因为它们是新兴市场中最大和最具代表性的国家，而且当时的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发达国家。2003年10月，高盛进一步发布报告指出，到2050年，BRIC将引领世界经济。

在此后的5年里，“金砖四国”这个名词虽然日益频繁地见诸报端，但它仍然一直是一个虚拟的热门概念。

构成这个单词的四个国家真正试探搭建现实合作平台是在2009年，2009年6月16日，首届“金砖四国”领导人峰会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虽然这次峰会的象征意义大过实质内容，但它第一次正式向世界宣告了“金砖时代”的开端。2010年4月，第二次金砖峰会在巴西召开，标志着金砖四国的合作不再是达成一些共识或发表一些共同声明，而是完成了机制化。一般普遍认为，巴西利亚峰会意味着“金砖四国”从一个松散的合作正式变成一个代表新兴经济体的实体组织。

2011年4月14日至15日，第三次金砖峰会在中国海南三亚举行。在此之前，“金砖四国”已于2010年12月吸收南非为正式成员加入该机制，它自身也随之更名为复数意义上的“金砖国家”（BRICS）。南非的加入，政治原因显然大于经济原因。。因为这样一来，这一合作平台的地域范围便涵盖了亚、欧、拉、非四大洲，从而使自己——作为新兴世界的全球性代表——具有了更广泛的代表性和更强的合法性。三亚峰会的另一项重要成就是进一步完善了“金砖国家”的内部架构、理顺了机制的内外部关系。

在此基础之上，第四次金砖峰会于2012年3月28至29日在印度新德里成功举行。“金砖开发银行”和“金砖应急基金”等金融合作的设想就是在那次峰会上正式提出并开始筹划的，一年后终于结出了第一个果实。

“金砖金融新秩序”

作为一个国家联盟，“金砖四国”或“金砖国家”从起航之初就在吉姆·奥尼尔的蓝图之上被赋予了些许政治色彩。五个国家将自己标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领头人，并致力要改革（挑战）目前这种西方长期主导下的“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治理结构，促进全新的、更为合理的“多极化”全球治理架构。这些国家渴望将自己蒸蒸日上的经济实力转换成与之相称的政治影响力。

在迄今为止的每一次“金砖峰会”上，除了有关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国际贸易及国际组织改革等经济话题外，政治议题始终没有离开过人们的视线，它们囊括了从能源安全到气候变化、从裁军到核不扩散等当今世界几乎所有主要问题。在2011年的三亚金

砖峰会上，利比亚局势是焦点；一年后的新德里峰会上，叙利亚局势与伊朗核问题又成了各方讨论的重点。当然，每次峰会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都少不了“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提高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一类的内容。

西方（美国）统治之下的世界图景即将隐退，“金砖时代”的大幕已经拉开了吗？

对于“金砖国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将要扮演的角色，华盛顿外交学会的查尔斯·库普钱曾经有一个说法——西方说：“欢迎加入俱乐部，但我们在二战后建立的秩序必须保留。”对此，“金砖国家”不以为然。它们说：“那个秩序是你们的秩序，现在是谈论安排下一个秩序的时候了”这就是新兴大国和既有大国之间的摩擦和分歧……

鉴于未来“金砖时代”将以一种和平有序、而非暴力混乱的方式取代当下的“美国世纪”，它是一个值得期待的非对抗性“改革者联盟”，而不是1000多年前颠覆罗马帝国的令人恐惧的蛮族。

然而，“金砖国家”心目中似乎还没有一张清晰的世界蓝图。

金融危机给了金砖国家施展抱负的一次绝好机会，因为这次危机令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弊端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缺陷暴露无余。作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受害者，金砖国家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采取措施，推动国际金融秩序改革，使之更加多元化和更具代表性。他们宣称，现行的国际金融和货币体制已不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必须扩大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话语权。

历次金砖联合声明颇具说服力地指出，五个“金砖国家”中有两个的经济总量位居全球前十位，中国更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金砖五国在IMF中的表决权加起来都不及美国一家，甚至连英法两国的表决权都超过了金砖国家中的经济体量最大的中国。于是，敦促IMF加快改革、倡议建立基础更加广泛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便成了过去几年金砖合作中的老话题。

这也就是为什么尚在磨合摸索中的“金砖国家”选择将“金砖应急基金”和“金砖开发银行”作为实质性合作第一步的原因，这两个机构分别就是IMF和世界银行的拷贝，而它们又是现行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基石。明眼人一看便知，“金砖国家”有另起炉灶的念头。

但金砖领导人们的志向远不止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