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餐桌(1)

经济观察报 杜伟/文 人们常用老百姓餐桌的变化来评说生活水平、消费观念、甚至思想意识的变化，从简陋到丰盛到花样翻新，从家常菜到各种新式做法的尝试，各种洋玩意儿的出现，甚至全素餐，其间百味，怕是每个人都深有体会。

国宴也是如此，不同的是，国宴所能折射的内容也许更多，也更大。在笔者看来，很多时候，国宴的内容更多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姿态，他不只是富庶或者贫穷，强大或者弱小，一个自信的国度体现在国宴上绝不仅仅是丰盛二字。这也好比个人宴客，只有落魄的书生才会因“食无鱼，出无车”而抱怨，他可以是开放的、变化的、简单的、内敛的，也可以是谨慎的，或者克制的。

百味经年

有人说，现在的国宴还不如刚解放时候的丰盛，这样说并不是没有道理。刚解放的中国，需要在很多地方展现出大国的气派。其时的国宴无论规模还是菜品的种类，都要远胜今天。

解放初期的国宴，动辄500人以上，而每年例行的国庆招待会，参加人数可达三五千人。到上世纪60年代，我国欢迎来访国宾的宴会通常设宴席50多桌，除邀请来访国宾一行外，还邀请外国驻华使节夫妇、外交团等20多桌，加上中方陪客，济济一堂。每次宴席，宾主双方都发表讲话，讲话稿要译成英、法、俄三种文字。那个时候的国宴，是极为正式的一个外交活动，周总理是要亲自过问的。

如孙中山先生所说：“我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各国所不及。”其实到了今天，我们回想当年的国宴盛况，仍可以体会到这是一种国力的宣示，也可以说是当时的必须，因为饮食文化是最终体现的中国原生的文化之一。

1959年7月9日，外交部向中央递交了 《关于调整平时接待各国元首和政府代表团的礼遇安排的建议 (草案)》，其中的内容就有关调整接待标准过高以及接待人数过多的建议。

不过直到1978年9月，国宴改革方案才正式实施——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访华，中方不再通知各国驻华使节参加迎送；为来访国举行的国宴，只邀请来访国驻华使节和使馆部分外交人员出席。这一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

也就是从这一年起，中国的经济，进入迅速发展期，而此时的中国国力，相比解放初，已不可同日而语。而因为打开了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中国，这其间最大的变化是外国元首、政府首脑访华年均次数，从1979年37次升至80年代初每年近百次。

在国宴改革之前，基本上都是淮扬菜，据说，这是当年周总理定的，周恩来是江苏淮安人，一生钟情清淡爽口的淮扬菜，当时他考虑到国宴嘉宾来自五湖四海，认为咸甜适中、南北皆宜的淮扬菜正合适作为国宴菜。

1984年，外交部对于国宴标准进行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规定总宴请时中餐四菜一汤，西餐一般两菜一汤，最多为三菜一汤；次年，中共中央批准外交部上呈的关于控制国宾访华次数的报告。

不过若说中国国宴变得简陋了也是不准确的，要知道，这期间，美国总统大小布什、克林顿，英国首相布莱尔，法国总统希拉克，俄罗斯总统普京，日本明仁天皇等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随着越来越多西方元首坐上中国的国宴圆桌，中式国宴也渐渐改良，出现多种中西合璧的菜式，如2008年“奥运国宴”菜单上的鹅肝批、荷香牛排、酱汁鳕鱼等。

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国宴毕竟是宴，所以其中心思想总是吃饭二字，如同朋友请客，如果在吃饭之外加入很多其他的内容，美味也就不美味了。而今天的国宴相比过去，确是实在得多了。从另一个角度上讲，也自信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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