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圈里圈外”(1)
施健子
10:45
2010-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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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 施健子/文 24岁的袭得智的初次亮相并没有如他的名字一样“得志”,这个小年轻穿着一件休闲衬衣走出来,松松垮垮,他还有点高低肩,无论是表情气质还是开场白都掩饰不住浓重的乡土味。他很紧张,拿着话筒,目光闪躲,有时还会用手指直接抠鼻翼。

他是浙江卫视相亲节目 《为爱向前冲》的男嘉宾。第一轮就灭灯的众多女嘉宾并不知道,这个满脸青春痘的男生,继承了母亲的年销售额高达1.8亿元的煤炭公司,从经济实力上直接“秒杀”了江苏卫视《非诚勿扰》里引发争议的拥有600万个人资产的富二代刘云超。这样的人物显然是相亲节目收视大战中的一剂猛药,该期节目也成为《为爱向前冲》网络搜索率最高的的一集。

“富二代”一词向来是话题的富矿。几年前,中国的财经媒体开始用专业的角度剖析中国断裂的商业史上首次大规模的新陈代谢,富二代的接班所影响的层面包括了产业、管理模式和经营理念。现如今,他们又多了娱乐价值,和明星们的绯闻,高调“选妃”等等,都将这个群体纳入一个既定的评价体系当中。

如果过分关注可以算是历练,对于这个群体而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被妖魔化的生活

不少人在电视机前讪笑。刚毕业的大学生袭得志,除了富二代的光环之外,他自己的骄傲只有在某次大学生“劲舞团”比赛中,获得第5名。劲舞团是一款主打舞蹈休闲的网络游戏,以玩家的低龄化而著称。

富二代也被称为Rich2G,社会对“富二代”的定义是:上世纪80年代前后出生、最早一代企业家“富一代”们的子女。

人们更愿意相信世界是公平的,含着金汤匙出生他们却是无比的自私和浅薄。在资本世界毫无话语权的人毕竟是绝对的大多数,社会资源的高度集中使得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机会越来越少,危机意识被放大后,我们常常需要心理暗示才达成某种平衡。

财经作家吴晓波认为这是一个被戏剧化的阶层——民营企业目前对于中国GDP总量的贡献大约为70%,庞大的体量保证了这个阶层拥有足够多的人数基础和样本,足以让他们成为一个具有共性的群体,并迅速演变为被妖魔化的社会焦点。

从某种角度上说,他们的境遇并没有比父辈们要好,在三十多年前,“万元户”这个称呼曾经代表了财富瞬间增长背后的粗鄙和投机。而富不过三代也不是诅咒,二代顺利接手的几率是40%左右,而到了第三代,企业还由家族继承人掌管的不到10%,家族企业的问题全世界都一样。

“这是一个尚在成长之中的阶层。”吴晓波说。成熟阶层除了共有的社会性之外,一个最重要特征是具有鲜明的自我意识,“他们需要找到自己的行为和话语方式。这一代人本身很脆弱,所以整个阶层的自觉性是不够的。比如在美国,我们在纽约华尔街吐了一口痰,第二天报道出来就是‘一个中国人在华尔街随地吐痰’,你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形象,我觉得富二代现在也要有这样一个阶层自觉性,他们开着宝马到处乱跑的时候,其实最终社会舆论攻击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整个富二代阶层,这个时候,整个阶层的自觉和自律就变得非常重要了。而事实上,财富并没有带来身份上的更多认同感,和其他阶层一样,他们对自己未来将要在商业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是那么的清楚。”

有钱人也不快乐

尽管如此,他们的探索已然开始了。今年5月,“接力中国青年精英协会(下称‘接力中国’)”就计划以“新一代企业家”的新提法代替“富二代”这一称谓,希望能在企业家这个本体上得到社会认同。

作为接力中国的秘书长,黄艳最常被别人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和这么多有钱人相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她不假思索:“有钱人也不快乐。”

这是一个特殊的团体,由企业家二代为自发组织,他们大多数是70后、80后,几乎都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有70%的会员有海外留学背景。目前协会已经拥有200多名会员,活跃的会员包括了江南最大的私家园林静思园的总经理陈天红,长城电器集团执行总裁叶凡,汤臣集团的汤子嘉和三一集团的梁在中等。

2008年中旬,那时的上海有一档叫“头脑风暴”电视的节目,青年人的思想和创意得到资本关注,浙江嘉兴富二代陈豪和几个朋友在 “风暴”之后,萌生了组织一个由企业接班人构成的非赢利性共同体。类似的精英机构还有比如香港的“百仁基金”,耶鲁大学的“骷髅会”。

与他们父辈参与的传统商会不一样,一代企业家是出于生意上的强强联手,而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他们更强调精神层面和生活上的交流。

接力中国的口号只有4个字:志同道合。会员们除了交纳会费,在申请时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你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及社会有什么样想法。

《中国企业家》的记者雷晓宇对他们的评价是“被催熟感”。“坦白说,他们中的大部分还没有成为一把手,或者现在还在自己创业,从事与完全父辈不同的行业,规模还很小。但是他们所遇到的问题,无论是社会上可以给予参照或者是父辈经验,都还没有办法给出一个答案,比如如何接班,如何摆脱父辈的阴影建立自我,这些难题暂时无解。在他们成长的圈子里,比如高中同学和大学同学,普通的孩子是没有办法理解他们的困惑的。到了商学院里,学校的目标是培养职业经理人,但职业经理人不是最终的决策者,他们和企业家所担负的压力和责任是不一样的。他们有很强烈的孤独感。”黄艳说。

在很多私底下的聚会里,这种不安表现得更为具体。长三角的小型民营企业多多少少有着行业裙带关系,他们的话题经常是隔壁市里某某厂子倒了,而自己是否要放弃父辈的积累,投身一个新兴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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