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名为 《民企二代生存现状调研报告》显示，72%的“富二代”认为现在和父辈时代的成功模式有很大不同，而49%的“富二代”并不赞同父辈的经营理念，更为夸张的是，95%的子女表示不愿意接班。

吴晓波认为这组数据有待商榷。一代企业家还在一把手的位置上，因此十年之内，这种调研都是不成立的。“谁让他是我儿子？从他生下来，我就考虑了让他接班！”福建匹克集团董事长许景南认为子承父业天经地义，中国是一个家族观念非常重的社会，到了必须传承的时候，子女们的真正意愿往往得不到考虑。

黄艳并不否认在会员里，有些人并不是企业经营管理最为合适的人选，或者说他们对于管理根本没有兴趣。有些人的专业是计算机，有的则认为自己在艺术上更有天赋。最典型的例子是俏江南的汪小菲，他在法国学的是艺术设计专业。但是他们没有自由，无论愿不愿意，只有一条路和一个身份，就是成为一个企业家。在他们中间，优胜劣汰的法则并不会因为经济基础的牢固而不发挥作用，零点咨询的袁岳认为，1/5的富二代是游手好闲的。至于剩下的努力或挣扎的人里，资质超群商业天才的比例也不会比普通人群中高。真正高的只有压力，做得差被认为理所当然，做得好也是因为有了父辈荫泽。

她打了个比方，“我毕业进入咨询公司，一年有20万至30万元的收入，我妈妈非常满足，觉得我太有能力太会挣钱了。可是如果换成他们，一年挣这么点钱，他们的父母会觉得这个孩子非常没有出息。”

他们急于摆脱父辈成功带来的困扰并证明自己。诸如父子在企业走向上意向不合，儿子不愿继承父亲的事业继而砍掉手指等等故事并非夸大的传说，发生在两代人身上的代沟，由于承载了太多的期许和责任，造成了代际传承误区。

财经记者李翔讲了个故事，主人公家里在山西生产汽车特种钢材，生意做得非常大，他从小被送到德国读书，他与奔驰等企业的高层私交甚好，对于行业特征十分熟悉。回国的时候，因为喜欢当地的一个酒吧，他将其买下后，并把所有建筑材料和部件运回山西老家，在当地复活了这个酒吧，平时主要供他和朋友们聚会。这个小故事展现的是潜在的矛盾，两代人生活方式的碰撞并不亚于酒吧对于这座小县城观念上的冲击。

事实上，生活方式的差异存在于各个阶层的新旧交替之中，并不只是企业家家庭独有的——70后、80后的年轻人普遍更加独立且自我，他们愿意在自己身上花费更多的钱。

不过，这个阶层还是有自己的特点，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不是单单为了享受而买，而是为了彰显自身企业的实力。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不能带你去看我的工厂，但是可以让你看到我的车。”

系统的专业技能学习和环境浸润使得他们专业且注重效率。吴晓波认为他们的贡献是，“他们对商业的理解和父辈完全不同，善待员工，保护环境，依法上税这种意识，对于上一代上来说，是需要教育的，而他们就认为这是商业社会必须的法则。”

在接力中国草创之初，协会的社会回馈便被提上日程。年轻的一代想法不大一样，传统的企业家做慈善，都是直接投资的形式，阿拉善基金会是其中的代表。一代企业家功成名就，能有很多的资金和精力来做慈善。接班了的新一代企业家和未接班的富二代们光是资金就有困难，因此他们在选择有限的项目时更看重的是杠杆效应，它是否有很好的推动力来形成社会对受助者群体的关注，并且具有可持续性。

事实上，在这个阶段，他们更愿意将钱投入事业当中。“虽然公益是在社会上构建阶层形象最好的方式，但创造税收和办好企业，才是年轻企业家最大的社会责任，两者关系好比本末。”黄艳说。

他们的未来

接力中国的会员们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对是否接受媒体采访有过激烈讨论。在此之前，他们的前几次大会上，媒体是被允许自由出入的，他们毫无戒心，和盘托出，于是商业运作的细节和一些私人事件见诸报刊。

金钱是最好的保护膜。在残酷商业世界之外的他们，有时候率性而单纯。

很早之前美国小说家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在 《富家子弟》中就写过，“这些富裕得非同一般的人，他们与你我不一样。他们从小就拥有和享受，这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他们的性格：在我们坚韧的地方他们软弱，在我们深信不疑的地方他们玩世不恭，以一种不是生来就富有的人难以理解的方式。”

在这一点上，黄艳和协会的其他工作人员深有体会，“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会讨论社会变革的意义，毕业时研究要进入哪个行业，而现在朋友聚会，谈的是房子、车子和孩子。但是，你和他们一起时，或者他们在一起时，并不会涉及到这些。快速创造财富的他们反而还拥有我们已经被磨平的精神追求。他们会说等企业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我就去开一个完全免费的养老院。”

其实，在占领道德制高点进行批判时，首先应该进行的是概念的划分。“富二代”有着很宽泛的概念，有钱是结果，但是实现途径不尽相同，民企二代是里面比较特殊的人群，他们父辈大多有过艰难的草莽时期，用吴晓波的话来说，现在的民企在中国也只是“三号男主角”。这种特质决定了他们无论是对企业，对社会，都有更为强烈的责任感。

“如果未来的中国是一个正常的商业社会，二代企业家代表了未来。”吴晓波说，“这个群体发育完成意味着一种商业肌理的健康状态，他们理性而且成熟。可以参照的样本是德鲁克写于1945年的《公司的概念》这本书，这是美国企业家阶级意识崛起的著作，他告诉我们，公司生活实际就是一个社区，企业主与工人两个阶层之间的和谐非常重要。”

黄艳则认为如何正确地对待富二代，将是未来社会一个很关键的议题。有民企就有二代，他们必然天生就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与此同时，也拥有非常大的能量。“将这股能量往好的方面引导还是往坏的方向导向，对于国家发展的影响力是不同的。如果往好的方向，将是社会进步一股非常大的推动力。单纯的压制和负面评价，对于这个阶层的成长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谓的二代阵痛在不久的将来将会看到结果，在此之前，预测评价都只能是实验性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任何人都是过渡者，重要的是我们前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