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长城:搭一个“平台”，建未来的“体系”(4)
访谈
问：舞团现在经营的大致情况是怎样的？
答：我们在国内的收入不高，但是在国外的收入不错，我们20个人的团体一年的收入可能相当于国内一个上百人的团体的收入。国外重要的艺术节、重要的剧院都知道我们，那些主流的观众和批评家也都知道我们。基本上在国外两个月的演出就可以抵掉一年的费用。
问：2006年时为什么决定把舞团变作“非盈利”机构？
答：原来是企业的时候管理部门是工商局，赚了钱可以分可以自己拿，现在变成非盈利机构，这个团赚多少钱都和我没关系，钱不是我的而是团里的。这跟国外的艺术团体是一样的，现在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这个体系没有保障。在国外这样的团体会每年固定地获得国家的资助，但中国没有这个政策；同样在国外企业资助它的时候相当于向国家交税，所以企业是可以免税的，我们现在也没有这个政策。但是这不重要，因为我相信还是有些企业家是有眼光的。中国这几年，法律、社会和人都在发生变化，包括像80年代出生的人会变成主流，这一代和我们70年代的人或者60年代的人已经有区别了。我一直说我是80年代人最坚定的支持者。从小他们身边所有人都在用爱在欺骗他们，给了他们一种特别强烈的心理暗示——这个世界就是为我准备好了的。看上去很自私，但我说这是民主的起源，人开始有自我意识的时候就开始去想他人了。当这一代人成为主流的时候他们会对这个世界有影响，包括公益的想法，他们需要付出获得快乐。我对这个社会未来五到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特别有信心。我建立一个机制不是为现在，而是为将来。
我精神层面的东西是特别中国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儒家的东西，儒家讲的就是处世的哲学。儒家哲学其实就是管理学，它把社会的分层以及每个阶层里的规则分得很细致：包括吃饭、说话如何等等。但它缺乏灵活性。中国最具灵活性的是道家的东西，我的精神底色是道家的东西，“狂”和“逸”，这种飘逸其实和自我的这种狷狂有很大的关系，它的飘逸是来自对自我的肯定，给人的感觉是狂。道家讲无为，无为无所，甚至是为所欲为，所以给人的感觉是狂，其实是你把事情看透了之后不在乎形式，没有什么事情能限制你。
在承认了人和人不一样之后，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变得很丰满，而不是觉得可怕，很多人是发现这种不一样之后觉得害怕。我所关注的是如何把每个人最强的地方发挥出来，而且不让互相之间产生冲突。因为有个性的人才能做出事来。
管理不是管别人而是管自己，你明白自己在做什么，身边需要什么样的人，然后一起来做。而所谓的“英雄”意识，就是把所有人都扭曲成他的方式，但任何一个扭曲都会产生一个反作用力。事情不大的时候靠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去扭曲，一旦事情大了，个人内部的力小了，这个扭曲就会反弹，于是越遇到大麻烦的时候内部越出问题。所以需要眼光和独特的对世界的理解，不是每个细节都要控制。中国传统的东西其实非常可爱，而且非常伟大，但是很多人不信，去研究美国人或者德国人的管理学，但它们跟我们的文化和灵魂并没有挂在钩上。
问：这里边的差别体现在哪里？
答：我对国外的东西比较了解，可回了国还是得从头学。比如在国外的一个剧场，一个工人也要求大学毕业，得需要考一系列的证才能去做一个场工，在中国，一个一天赚50块钱的民工，白天可能还在挖沟晚上就要去剧场干活了，从最基本的常识都要给这些场工讲。以前学的管理知识是面对那样的人才有意义。在国外很多时候你认为可以了，但专业人士说不可以，因为不合规范，他们对自己有职业要求。我们东方整个是一个混沌的哲学，一个混沌的哲学里一种混沌的管理模式是最重要的，道家的思想，再加上从印度过来的宗教文化，被同化了的那种广义的慈悲和爱，融为一体，形成了做事情背后的思维方式，这是和西方不一样的，如果了解了，做事情会轻松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