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听古典音乐(2)

音乐产业

说到古典音乐演出的质量，有长时间演出策划经验的曾伟却颇觉失望。在他看来，古典音乐的演出质量没有提高有一个观念的问题。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晚会情结”。数字和人流量并不代表中国的古典音乐多么得到观众喜爱。一位业内人士说起近期的 “十位某某家同时登台”、“十五位指挥家三场音乐会”、“十位小提琴家十部协奏曲五场音乐会”、“三十四支交响乐团一个月内轮番上演”，数量上热火朝天，却让很多业内人士费解，“这怎么演呢”？

曾伟记得一次和同为策划人的甲丁聊天——甲丁每年参与策划成打的晚会，包括春节联欢晚会——甲丁说晚会总是红火开场，明星收场，完全模式化，几个明星和栏目在各台间轮流走，热闹之后，还能留下什么内容？曾伟说，做了这么多年，他的感觉只是在做演出，根本不是做音乐。古典音乐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普及，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依然是普及率最大的音乐家，早期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巡回演出，现在能演到二级、三级城市，是肯定能保证票房的金字招牌。做演出的人想做好演出，往往受制于资金和票房压力。曾伟说：“好比一个100人的交响乐团从欧洲来，算上往返、乐器、食宿和演出费，需要资金近千万。保利有1500个座位，这么平均下来一张票你得卖多少钱？”古典音乐市场的良性改变显然无法寄望于某个演出公司或者文化机构。

造成这种局面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剧院运作背后的体制。在国外，古典音乐是一个系统完备，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音乐产业（MusicIndustry）。曾伟说：“国外的院团基本上采取财团制和基金会制。像皇家歌剧院、肯尼迪中心虽然有国家拨款，但是国家不会直接给钱，还是由基金会操作。”在衡量一个剧院是否专业时，有多方面的评价标准，比如国家级的剧院都有自己的乐团、歌剧中心、艺术创作队伍和自己的产品。演出公司和剧院管理泾渭分明，剧院有相应的课程，演出公司想做执照也有课程，比如策划、技术、行政、宣传、销售、市场推广。”不过欧美在经营上又有所区别，唐若甫举例说，美国不设文化部，艺术机构经费仅有很小一部分来自于美国官方的国家艺术基金会，绝大部分均为集资赞助。美国艺术机构的法人代表也多为集资老手，比如前纽约林肯中心女主席贝弗利·希尔斯和现任大都会歌剧院总经理彼得·盖尔伯。根据相关资料，2003年美国对艺术、文化和人文类的捐款达到122亿美元左右，人均约为42美元，其中个人捐赠约占50%，基金会33%，公司17%。这种差异反映了美国社会与文化的传统，也源于公共税收法规。美国法律有明确的税惠政策鼓励向艺术事业捐赠。只要纳税捐赠方向免税的非营利性文艺机构提供捐赠援助，便可减少纳税额。根据不同情况，每向非营利性机构捐赠1美元，便可减少28美分到40美分的税。而中国到现在为止尚无类似立法，且中国的艺术机构和艺术活动多为国有。基金会制度也是汶川地震后刚刚建立，而且多用于慈善，几乎没有文化方面的作为。“在欧洲，艺术机构则大多依靠政府赞助。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加剧，美国的艺术机构纷纷破产倒闭，或者歇业，而欧洲的艺术机构则还是过着‘吃皇粮’的太平日子，唯有意大利因为政府屡屡削减财政赤字而大闹歌剧院罢工。”唐若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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