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三平的商业与电影世界(2)

“我坚信国有企业能出好作品出好人才”

经济观察报：当你1977年刚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1977年韩三平进入四川峨嵋电影厂工作），作为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那时候是什么状态？你的想法是怎样的？

韩三平：其实我从1975年而不是1977年就进入电影行业。那时候完全是计划经济，现在根本无法理解那个时代。那是“四人帮”横行的时代，进入电影业我也没什么感觉，仅仅觉得是参加工作而已。那时候从部队转业回来要找一份工作，用当时的流行语来讲，叫“听从党的安排，为党和国家的事业贡献力量”，就这样把我安排到电影制片厂当照明工。非常没有追求，我也没有说要做电影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我仅仅是喜欢看电影。

那个时代我们的选择没有你们现在那么多。但那个时代有一种很执着的精神，当然也可以说那个时代对个性有限制，但它的精神状态非常好。从1976年到1986年是中国电影非常辉煌的时代，但这十年它的辉煌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大破坏，起点太低，禁锢太深。

后来电影业的恢复，加上我们有一批优秀的人才，产生了中国电影史上影响全球的一代导演。

经济观察报：影响全球？

韩三平：我觉得影响全球，比如说像张艺谋、冯小刚、李少红这一代导演，不说影响全球，至少影响了全球电影产业和电影精神，一批电影获得了国际上的高度赞誉。一代人就这样成长起来。什么叫一代？不是说20岁到40岁就叫一代。要留下历史的印迹才叫一代。第五代导演，我觉得当时对全世界电影产业冲击很大，金熊奖、金棕榈奖、金球奖，除了奥斯卡奖没有拿到以外，其它都拿到了。而且我们还有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我觉得这以后没有形成新的一代。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

韩三平：没有作品，没有一批作品和一批人。不能是一个人就称之为一代，它是一批人；不能是一部作品，一批作品才能称之为一代。

经济观察报：会不会跟我们的体制有关系？

韩三平：如果按照你们的理解的话（就是体制的问题）。我再说说体制问题，法国、德国、英国不是资本主义吗？它们的电影怎么都不行？香港、台湾不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吗？不是也不行了吗？日本电影也不行了，怎么讲？我不知道你研究过电影没有，法国电影、英国电影、德国电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厉害，现在怎么都不行了，是体制变了吗？没有变，还是资本主义。根本原因不在这里。第二个问题，不一定是民营企业就好、利润就高，不是说一个问题解决了后面一百个问题就都解决了。

经济观察报：关键还是商业和现行体制的结合？

韩三平：我觉得是商业和人的智慧的结合。说中影集团是全资国企没有出路，这是偏见，事实证明中影集团还不错，它到现在还是全资国有企业，但它占了那么高的市场份额，而且不是依靠外国电影，是国产电影，《投名状》、《赤壁》、《疯狂的赛车》、《疯狂的石头》等等，事实证明，别的民营公司哪个做出这样的成绩？你给我举个例子。

冯小刚最初也是国有企业培养出来的，北京电影制片厂。事实说明一切，结果说明问题。所以我完全不同意只要是民营公司、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就会做出好作品。这个结论是不对的。反过来讲，国有企业出不了好作品，这个结论也不对，中影集团就很说明问题，这是我最骄傲的。

我有两个情怀，一个是国有企业情怀，一个是电影情怀，我坚信国有企业能出好作品出好人才。但是国有企业要改革，不能完全是之前的没有生命力的状态，这也没有出路。我觉得现在中国必须遵循多种经济成分并举的局面，不能说一夜之间电影国有企业全部私有化就成功。

所以当我们讨论体制问题时，体制和机制当然很重要，但它不是唯一因素。 二八分割是一般经济规律和产品规律，80%的产品是一般的甚至是劣质的，20%是优秀的。在这20%优秀的电影中，国有企业的产品至少占了一半甚至多半，或者说中影公司占了一半甚至于多半。中影集团今年推出两个投资过亿的青年导演，一月份的宁浩，四月份的陆川，全是我们干的，不是民营公司干的。对青年意义最大的是什么？在你们这一代发掘优秀的人才，培养优秀的导演。另外这两部片子在艺术上也是可圈可点的，不是粗制滥造的电影。影评人见到票房好就骂电影粗制滥造，这不光骂了制作人也骂了观众，意思是说观众都喜欢看粗制滥造的电影？

所以我觉得要比较全面的来看，民营企业不断完善自己以发展壮大，国有企业也不断改革自己发展壮大。不能说国有企业出不了好产品，也不等于说民营企业出的都是好产品，我这是比较中肯的说法吧？“毛主席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经济观察报：你刚才讲，电影的成功是商业和人的智慧的结合，那么中影的成功，我是不是可以说，是商业和你的智慧结合？

韩三平：不能这么说我，中影集团是国有企业，应该说是商业和中影人的智慧的结合。

经济观察报：那讲一讲你个人在中影集团的作用吧。

韩三平：每一部电影的拍与不拍我做最后决定，怎么发行和怎么销售我也做最后决定，成了我起了很大作用，败了我要承担很大责任，但中影毕竟不是我的企业。和民营公司不同，中影大家都对它不享有最终利益或者不负最终责任，这是国有企业体制上最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