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经济观察报：拍摄之前你研究了很多关于上海的东西？

贾樟柯：对，所以我不同意你说这是一个命题作文。确实如果没有世博，我没有机会找到钱拍这部电影，但我对上海的感情早在1995年就开始了。当时我还在想如果有一天能当导演的话我想拍一个1927年上海的故事。于是从大革命开始着手研究上海，渐渐就对上海非常感兴趣，但电影本身直到目前来说，时机不合适。2000年《站台》之后，我找到了投资，演员找了比诺什，她也同意了。但因为涉及国际共产的问题，外加我还没有解禁，就一直搁置了。但所有的研究没有停下来，上影的任总（任仲伦）和我是朋友，他知道我对上海的准备非常足，这次世博其实是个契机。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搁置本来的商业片计划？

贾樟柯：那个我已经拖了四年，中间我拍了 《24城记》和 《海上传奇》。因为在这期间有一些公共事件发生了，比如一个国营工厂突然要拆掉了，要盖起一个新的楼盘。事实上它给了我一个机会拍中国的发展模式，如果我不去拍它，这个事情我只能通过虚构来完成。

《海上传奇》也是。如果不去抓住他，我就没有机会拍这些老人，因为他们老了，我们得抓紧时间把他们的记忆留住。他们个人的经验是在我们文化里存留最少的一部分，这些人，不能变成抽象的名字，他是一个存在过的生活。通过这个电影后人会知道，杨杏佛的儿子就长这样。我们现在采用的是一个最常规的纪录方法，但实际上他是最稀有的。

经济观察报：你为什么这么在乎公共记忆？

贾樟柯：因为今天我们的公共记忆达成的共识不够，关于1949年的离散，包括文革。现在的环境并不鼓励人们去演说，来自大陆的反思太少了，但事实上，这些情况在台湾会有一个公共讲述，内地近乎为零。这个情况下，纪录片非常重要，用虚构去面对，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可行的一个文化态度，寻找真实的经历者，使这个经历的证人被人们发现让人们知道历史真的存在过，这个证言很重要。1949年政权的转变，已经被一种话语固定了——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它变成一种非常单一的声音。但是个人真正的境遇被淹没了。既然当事人还在，最迫切的就是把他们记下来。

就好像文革，我见过一个小朋友，他翻一本文革的画册，不时发出惊叹，太好玩了。那些记忆，他可能从中学历史中学过，但他不知道人的代价是什么。这个公共记忆等于没有形成，或者是要么不知道，要么不感兴趣，要么接触非常有限的材料。这是很糟糕的事情，应该电影，文学、电视广播、社会学者、丰富的出版物一起来寻求公共记忆，是非常重要的。

经济观察报：但是你的电影普通观众看得很少，能影响的人并不多。

贾樟柯：其实我觉得，你们新闻工作者也是一个文化工作者。但你能影响的人非常少，即使是经济观察报。所以，一些文化在什么层面上影响人，就是影响少数人，一些关键性的人。当然，我知道，这个话摆在桌面上说，会千夫所指的。一个文化的改变，辐射到的人群是非常有限的。我相信，《黄土地》对中国文化的改变非常的大，但这个文化操作，就发生在少数人里，说起来是很残酷的。

今天是一个反精英的时代，但每个社会都存在精英，他们在操纵着少数人。即使是在美国，也是有各种专家，提供给公共媒体，当然他们能影响到的人更多，它需要时代的变革。所以我做工作从来不考虑多少人看到，只要存在，就有足够的价值。所有的长途司机都看《海上传奇》，所有的厨师和服务员都看，这是苛求。当然他们中间不妨也有人在看，但事实上，虽然这个电影全在讲他们，但即使这个群体不看，也不妨碍它的价值。

比如拍《24城记》的时候，我拍这个群体，并不是要这个群体捧我的场。是不是被他们看见我不知道，重要的是你是这个公共发言里边的一部分，有多少人接受到这个信息。声音的强度不会因人的多寡而变得有没有价值。

经济观察报：我现在觉得你公共知识分子的这一面更突出。

贾樟柯：一个导演必然是一个知识分子，导演在全世界都是一个知识分子角色。当然不排除有些人是很媚俗的，因为那样一种态度，大众会欢迎，他们认为你和他们一样是反精英的。

这个社会现在是伪善的，因为整个社会运作依赖于精英人士，但是又拼命骂他们。当然过去精英的脾气和做派是有很讨厌的部分，他是需要改善的。但是不能把知识否定化。

经济观察报：电影的角色呢，是体现导演的想法的知识产品还是做纯粹的娱乐？

贾樟柯：我们过去都在拼命维护电影俗的权利。曾经电影一直被控制在精英手中。当时真正有见识的专业人士，大家都在呼吁它俗的部分，总的来说，电影是一个大众文化。现在很多人说严肃的文艺电影不好，其实又走向另一个极端。

我个人维护严肃的文艺电影不等于站在娱乐的对立面。人的精神层面是多层次的，我看过四五部商业片我就腻歪了，获得的愉悦远远没有看费里尼或安东尼奥尼那么舒服。但是你让我看一个月他们，我也受不了，我也想看一些让人哈哈一笑的电影。

我们不能踩着一个文化说另一个文化高尚，要么是商业电影有原罪，要么文艺片就不该存在。

经济观察报：前一阵你在媒体上发表文章里面谈到了许多第六代导演，是想替第六代导演站出来说话吗。

贾樟柯：客观地来说，他们的电影是特别好看的电影。我反对把我归类于任何一个群体，你看看王小帅，娄烨的作品，是这几年中国最好的电影。为什么不承认？不然，你说还有什么作品艺术价值上比他们的作品优秀呢。以艺术的标准判断，如果我们只用这一个标准，他们就是最好的。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同龄人，面对同样的困难。

经济观察报：以后还是坚持艺术片＋电影节的商业模式吗？

贾樟柯：即使我拍通俗的，我也要去电影节。它是一个人类交换电影信息最便捷的方法，事实上，评奖只是其中的一个项目，电影节真正的工作就是介绍电影给全世界。它背后是一个巨大高效率的媒体平台，全世界的影评人都在那。

除此之外，电影节还是一个被选择的过程，必须有一定艺术水平。它不是我宣布我不在乎电影节，事实上是有时候你甚至进入不了那个视野。我一直鼓励大家要去电影节，商业片跟电影节不是对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