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信贷政策的支持

以前中国人没钱，少量的结余放在银行中储蓄。美国人也没钱，但有银行的信贷，因此有了投资能力和消费能力，逐渐地富起来了。中国人现在有钱了，但仍然是大量存放在银行中，钱不能生钱，原因也在于，中国缺少市场经济所需要的金融工具和借贷手段。

改革开放初期为解决投资问题，中国首先实行了对外开放，以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打破了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僵化，也在开放生产性投资的信贷支持之后逐步实现了消费的信贷。

为什么每次压缩固定资产投资的调控要首先从紧缩银根开始，正因为任何投资都无法全部靠资本金时，要通过信贷的杠杆作用才能实现投资规模的最大化、供给的最大化和利润的最大化。

因此信贷政策成为调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工具，也是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利率则同时在信贷的规模之外成为调节投资收益和能力的工具。

不但投资如此，消费也是如此，大宗耐用或固定资产类商品的消费也要靠消费信贷的支持才能将未来的收入流变成今天的消费能力。

美国之所以能实现有房有车的消费梦，重点在于有消费信贷政策的支持，美国的住房信贷约13万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00%，非住房与汽车的个人消费信贷则是中国的几十倍，而中国的住房信贷仅有3万多亿元人民币，仅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12%，可见消费信贷政策对消费的影响。

而中国的房地产周期恰恰与中国政策对信贷的控制正相关。每当信贷支持投资时，生产与供给就会上去，反之则下来。而1998年和2008年启动经济与消费的关键则在于住房个人消费信贷的支持。1998年先是降低了购房首付的比例，后是下调个贷的利率，再是延长信贷的期限；而2009年的市场反弹不能不归功于信贷利率的下调。

消费信贷是个人购房能力提高的有力支持。因为消费信贷决定着融资的成本，0.7倍的利率等于降低了房价约30%，也等于提高了30%的支付能力。更为重要的则是将未来越来越高的预期收益提前集中消费，并可以用每一年的平均负担摊薄当年因收入低而产生的生活与消费的压力，改变工资低时的消费条件，可以用未来的高收益弥补当期消费能力的不足。

而2003年的紧缩银根、2007年的紧缩第二套住房信贷政策，一方面在抑制投资的增长，另一方面在限制消费的需求，也让中国的经济在2008年与世界经济危机相遇造成了内外交困的重叠效应，让中国应对和抵抗危机的能力大大削弱了，也才造成了不得不用4万亿的投资来拉动经济，不得不再次放宽消费信贷以支持扩大内需和激活房地产市场。

如今危机尚未结束，但政策又举起了紧缩信贷的大旗，于是从股市到楼市再一次弥漫着看跌的情绪。也许信贷政策的调整会让中国经济再一次下滑走出多个W形状的波动。

实践已证明，政策的周期性在指挥和扭曲着经济的周期性，不是供给与需求正常的调节出了问题，而是政策在让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加剧，并永远无法用“看不见的手”形成可预见的结构性调整的周期。政策市的作用远远大于经济的周期性作用，“结果”与“原因”被颠倒了。

四、城乡差别的限制

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实行了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之后，将城市与农村严格地切分成了两种完全不同待遇与管理制度的世界。随后的“人民公社”化又将城乡的土地分成了两种遗传至今的土地所有权。而城市土地、房屋私有制度的保护本来源于农村的土地承包制，但城市住房私有化之后，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保护反而未能以权证制实现“自由”，至今仍无法流转与交易。保障制度按户籍划分，在迁徙制度本就无自由之外，又增加了一道人为的屏障，让二元化问题至今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中国名义上的城市化率无法迅速扩大，也同时增加了土地资源与住房建设需求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城市化率和工业化需求要使用大量的土地；另一方面农村土地的无法转换造成了资源矛盾的恶化。中国城镇的建成区仅为3.48万平方公里，但农村的宅基地反而倒有16.7万平方公里，是城市建成区的4倍多，而居住的人口却是6∶7的关系。可见土地资源的浪费不是城市的问题，而是农村的问题，而土地资源的转换又涉及土地制度的一系列问题。
重要的是约有3亿的农村人口在占用双重的土地资源。从农村进城的约几千万农民（如大学生等）已拥有城市户籍，但减人不减地、增人不增地的政策并不因这些人口进城而放弃了承包地和宅基地，从而形成了土地资源的双重占用。

另有2.4亿的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村人口，农村的土地和宅基地是他们社会保障中的重要部分，他们无法也不可能放弃。但进城期间他们至少要有个安身之处，必然也要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而城市的建设用地却并不计算这些暂住人口，而严格地按城市规划的人口计划，按年分期审批的。这一里一外的剪刀差就形成了土地资源的矛盾和双重叠加的浪费。于是土地资源就与价格、供给、消费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而城市化的浪潮却不会因这些矛盾而减退，反而会加剧。

一方面城市化率的提高对供给提出了长期的加速要求；另一方面土地资源又制约着供给的扩大。于是城乡政策就决定着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快慢，而不能仅从人口向城市集中，第一、二产业就业人口向第三产业加速转移的正常经济运行周期来判断，只能服从于政策或政治导向的周期性了。

这几年的房地产市场发展中，每当城市化率加速时，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就会趋紧，反之则可能供过于求。我国统计中，高峰时的进城人口高达2 800万人，而低峰时约为1 400万人，两者相差近1倍，自然会对市场产生非经济可测性的政策周期波动。

而人口结构中的特征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这种供求矛盾，进城的大多为年轻人，有着成家立业、组成家庭的实际需求。这与城市本身的年龄结构重合，随上一期人口高峰出生率相关，加重了刚性需求的矛盾。

可见中国的经济在从计划转向市场的改革中，政治导向或改革的步伐决定着周期性的变化特征，而并非是完全市场化或成熟市场化中主要由经济内在因素决定的，更非是经济规律可以解释的。

大多数外国经济学家看不懂中国经济，正在于他们习惯于用发达市场条件下的变量来进行经济预测与判断，但改革中的中国经济除内生变量之外，更多的是依赖于行政的、非经济因素的政策。虽然市场化程度在不断提高中，政策的指挥棒常常会失灵，但强制性的手段与垄断性的控制让非市场化的因素不断加大了对经济的影响力，从而会成为经济周期变化的主导力量，最终决定经济运行的走势。

中国尚未最终解决由市场自我调节的体制问题，非市场化的因素会产生人为无法控制的作用。从2009年可以最明显看出的正是人们开始更多地关心上层的政策动向，且股市、楼市都随着这种政策变化而漂浮。人们已不再从供求关系与投资效益上去判断市场，而将注意力转移到调控政策的动向上了。这恰恰说明中国的经济是由政治周期决定的。

但愿这种政治的周期性能尽快地转化成真正的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