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门巴雅尔/文 “恐怖主义”的标准解释是：“实施者对非武装人员有组织地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通过将一定的对象至于恐怖之中，来达到某种目的的行为。”劫持人质，从而要挟家人甚至政府，是最常见的形式。近来，在菲律宾人质事件中，菲政府和警方的措施失当成为国际媒体评论众矢之的。一个退役警察，单枪匹马劫持数十游客，尽然让上自总统、市长下至警察局长狼狈不堪，全世界几乎都有理由认为并非是因为劫匪强悍，而是菲律宾政府效率的低下。

如果我们玩个“乾坤大挪移”，设想中国古代的政府遇到类似的“恐怖主义”事件，他们该如何应对呢？

劫持，也叫绑架，中国古代有两种说法，一种叫“持质”，一种叫“劫质”。“持”是用暴力挟制，“劫”是用暴力胁迫。两个字合在一起，意思是说，把“质”抓起来、扣起来，作为交换条件。 中国古代的“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值得讨论。“质”这个字，有一个含义，是对等或折合，并包含对质、验证的意思。用现在的商业术语讲，就是抵押(作动词)或抵押物(作名词)。抵押物可以是财宝，也可以是人。比如劫匪绑票的“肉票”就是换取赎金的人，现在叫“人质”。

在古人眼里，劫持是一种什么样的罪行，中国古代历朝法律如何定罪量刑的？

汉唐：“有敢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之所以套用张汤这句名言，是因为两汉唐强盛时期，对待各种恐怖主义分子态度都是一样强悍，无论是损害帝国利益的异邦，抑或劫持百姓甚至官员的匪徒，都是一个词“诛杀”——绝不向恐怖主义低头。

《汉书·赵广汉传》记载了西汉昭帝年间（前94年－前74年）京兆尹（首都市长）赵广汉的一件事。当时长安城里几个年轻人聚集在偏僻里巷谋划一起绑架人，坐在那里话还没说完，赵广汉就派差吏将他们逮捕审讯，几个人全都认罪。郡中富人苏回任郎官，有两个人劫持了他。不一会儿，赵广汉带领差吏来到劫持者家里，站在院子里，让长安县丞龚奢敲着堂屋的门告知罪犯说：“京兆尹赵君告诉二位，不得杀害人质，这个人是朝廷的侍卫官。你们释放人质，束手就擒，会得到优待，有幸遇到皇上的赦免令，或许到时能得到解救。”那两个人很惊慌，又一向听说赵广汉的威名，当即开门出来，到屋前阶下叩头请罪。赵广汉也下跪感谢他们说：“幸亏你们保全了郎官的生命，非常感谢厚意！”把他们押送到狱中，赵广汉嘱咐差吏好好对待，供给酒肉。到了冬天这两个罪犯将被处死，赵广汉事先为他们调来棺材，供给殓葬的用物，告诉这两人，他们都说：“我们死了没有遗憾！”

从这个事件中，我们至少可以总结一点：如果皇帝不下达特赦，劫持人质是死罪。赵广汉作为长安城最高地方长官，亲临现场指挥，甚至屈尊给劫匪下跪，为的是保全人质的性命，其手下长安县丞（长安城分为两个县级区划，长安和万年。县丞相当于副县长）龚奢也施展攻心之术，终于让劫匪束手就擒。虽然，人质毫发无损，政府更没有跟劫匪交换条件，但后者还是死路一条。

《后汉书·乔玄传》记载，东汉灵帝年间（156年－189年）身为“三公”（宰相之职）的乔玄，其小儿子刚刚十岁，独自外出游玩，突然有三个人拿着棍棒把他劫持了，进入乔玄府里楼阁上，让乔玄拿钱赎人，乔玄却不答应。不一会，司隶校尉（官职名，负责首都及其周边的监察和治安）阳球率领河南尹、洛阳县令围住了乔府。阳球等人担心劫匪杀掉乔玄的儿子，没有下令追赶劫匪。乔玄大声说：“犯罪的人没有人性，我怎么能因为一个儿子的性命而纵容了国家的罪犯！”催促命令追击。于是攻击劫匪，乔玄的儿子也死了。乔玄于是面见皇帝谢罪，请求皇帝向天下下令：“凡是有劫持人质的，一律格杀，不得拿财宝赎回人质，让罪犯有利可图”。于是诏书发布了这个命令。起初从汉安帝（公元94-125年）以后，法律渐渐失去效力，京城里面劫持人质的，不管对方是不是富贵官宦人家。从乔玄这次事件以后，就没有这种事再发生。

如果说，赵广汉还讲谈判，这乔玄可就有点壮士断腕大义灭亲之势了，依照他的理解，跟劫匪谈都不用谈，直接捕杀，正所谓“击贼不顾质”——但求捕杀劫匪，人质的安危可以忽略。国家的法律也没有给一线执法者谈判的余地：“不得赎以财宝，开张奸路”，防的就是其他恐怖分子效尤。

秉承同样的立法精神，唐朝把劫持人质一律处死写入完备的法典之中。《唐律疏义》卷十七规定：“诸有所规避，而执持人为质者，皆斩。部司及邻伍知见，避质不格者，徒二年(质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者，听身避不格)。” 律文的意思是，对劫持者要毫不手软，见着就抓，抓着就杀。劫持者，不管是用人质换取赎金，还是以人质为掩护，对付抓捕，也不问其原来的罪行大小，只要是干这种事，一定要处以斩刑。当地居民组织的负责人，还有左邻右合、亲戚朋友，凡虑及人质安全，故意回避躲闪，不敢抓捕罪犯者，要判徒刑两年(只有人质的某些亲属，即属于“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者”的本人，可以不在此列)。

在这一规定中，擒杀劫持者是惟一目的，人质的安全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