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琼打败关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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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特约作者黄锫坚 仿佛一夜之间，西方世界的经济思维开始颠倒。企业和政府，曾经是井水不犯河水。而今天，政府仿佛成了普度众生的观世音。哪里有险情，政府便飞身扑火，从银行、保险到汽车业、房地产按揭……

在中国知识界，这些事件激起了更为复杂的回响。正如周其仁教授在一次演讲中所说，我们曾经学习苏联，但苏联倒了；我们曾经学习东欧，东欧不行了；学日本，人家走入失去的十年。当我们坚定不移地学美国，美国又出事了。

美国人告诉我们的诸多市场律令中，最重要一条就是，政府之手应远离市场。这面鲜亮的旗帜曾经指引着许多中国经济学人的努力方向。而今天，大旗突然面目模糊，连扛旗的美国人，都开始打架了。

从政府和企业关系的角度观察社会变革，在中国也只有二三十年的历史。或者说，只有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这样的观察角度才有意义。继《激荡30年》后，吴晓波把目光投向了此前100年的企业史。在我的阅读视野里，这是第一次有人从政府与企业关系这一角度去剖析中国商业的发展历程。

正如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叙述也脱离不了个人的“偏见”。在《跌荡一百年》中，吴晓波的“偏见”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个中央集权2000多年的国家，政权对经济的控制，形成了一个制度和文化上的惯性。他巧妙地总结说，国营资本与民营资本的激烈博弈，最终导致大清帝国的覆灭；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官僚资本集团则给国家治理带来重大的负面效应。

历史能告诉我们今天该怎么做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跌荡一百年》的潜台词和指导作用，就一览无余了。

不过，在阅读中，一个更大的困惑将我缠绕。历史怎会如此简单？在清末保路运动、孙中山在广州的商团大战、1927年四一二政变等重大事件中，难道用政府和企业的冲突就可以大体解释事件的发展可能性和历史意义吗？

一、收归国有？

如吴晓波所说，在过去的历史写作中，企业家是排在政治家和知识精英后的“男三号”。但在《跌荡一百年》中，男三号的表演则显得过于出彩，而其他角色倒是过于沉默。

我们可以考察一个关键事件——1934年荣氏搁浅案。当年7月4日，中国最大民营棉纺织企业上海申新总公司公开登报，宣布“搁浅”。当时申新在上海的厂几乎已全部抵押，银行不肯对荣家放款，荣宗敬几乎想要自杀。当时的南京政府实业部进入调查后，提出了一份《申新纺织公司调查报告书》，认定申新已资不抵债。报告书提出的应对方针是，由政府召集债权人，组织临时管理委员会经营各厂，以6个月为限。6个月后，依据公司法成立新公司，在临时管理委员会经营期间，政府应借给申新300万元作为营运资本。

对于这一方案，日后的研究者称之为“收归国有”。傅国涌在其《大商人》中说，“实际是实业部长陈公博想乘人之危，盘算由财政部拨款300万元接管申新，变成国有企业。”吴晓波则在其《跌荡一百年》中认为，“明眼人一看，这就是要用300万元收走荣家数千万元的资产。陈公博还在报纸上公开表态，认为申新唯一出路就是‘收归国有’。”

仔细考察，这些论断都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以商业常识来看，公司资不抵债，现金流断裂，零价格出售都不一定有人要。对实业部报告进行文字分析，其焦点其实是在债权人和申新的关系，以及申新公司的治理结构。报告有这样的语句，“倘今日仍以荣氏为中心，则外间已无信仰，中心无法可以维持。”

福新元老之一王禹卿曾被债权人寄予希望。在申新系统之外，荣家的福新面粉有8个厂。危机关头，王禹卿调任荣宗敬退职的福新面粉总经理。在银团看来，王禹卿比较稳健，他们希望荣家以面粉厂来补贴纱厂的亏空。如果申新要再借款，非由王禹卿出面担保不可。而王禹卿则认为，荣宗敬纵子投机，损害股东利益。他只干了几天，就感到申新难以维持，由于害怕连累自己，很快就放弃了。

当时荣宗敬也找过《申报》老板史量才，史量才提出，资金可以由他和各银行解决，但申新必须在组织上彻底改组，废除总经理，改设董事会，荣宗敬为董事长，银行和钱庄各推一个常务董事，共同处理日常要务。由于荣宗敬把企业看作自家王国，史量才的意见他自然是无法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才有了实业部的介入。

申新之搁浅，其实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主要原因是市面不好、花贵纱贱。而另一个致命因素，则是荣家靠大规模举债扩张，债务压力繁重。在企业面临破产的危机关头，政府、产权所有人、债权人、工人都是应该考察的对象。

而《跌荡一百年》的主旋律，始终是政府与经济、官僚资本与民营资本的关系。以这样的视角切入历史事件，容易将错综复杂的商业简化成官、商两方的角力，而忽略了其他角色的作用。以申新搁浅案而言，如果从公司治理，或者说家族企业的弊端来考察，可能会有另一种叙述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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