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琼打败关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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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家？资产阶级？

1927年的四一二事变，被很多人视为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上海商人阶层与蒋介石达成了政治合约：商人们向蒋介石提供足够的资金，而后者则以武力消灭“暴乱”的工人组织。后世很多史家把这一结盟，看做是一种害怕和胆怯心理——与其面临革命的威胁，莫如求助于独裁者的庇护。

而吴晓波在《跌荡一百年》中与《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作者白吉尔持相同观点。吴晓波意味深长地写道：“丧失了商业力量的自主权，对政治权力的投靠是危险的。”不过，这种轻描淡写的感慨，在历史现场恐怕有点无病呻吟的感觉。在对抗对象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杜月笙为首的青帮以及拥有武装力量的上海总工会时，这些商人能够选择独立和中立吗？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分清敌友、结成敢死队性质的同盟，是所有利益群体的唯一选择。于是，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才是那个年代社会意识的当然口号。

其实，在1927年之前，商人们保持了某种独立性，或者说知道如何审时度势，左右逢源。比如军人政府压迫时可以转向租界，外商竞争时可以呼吁民族主义运动，工人运动来临时可以支持保守的军人政府——虽然这种弹性选择不是没有代价的。

但到1927年之后，我们发现，处在历史窄巷中的商人们，没有太多选择权了。正如费正清所言，“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

那个年代的中国社会，到底由怎样的群体构成，商人们能找到真正的盟友吗？也许毛泽东在1925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有些参考意义。从“分辨真正的敌友”出发，毛根据经济地位和对于革命的态度，把中国社会分为如下阶级：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包含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无产阶级、游民无产者（包括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的手工业工人，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青帮”等等）。

以此看来，我们很难把当时的商人、企业家看做某种成分单一的阶层。至少在毛那里，商人里面有革命和反动之别。在《跌荡一百年》中，吴晓波用“企业家”来指称全书的主角，这是一个大胆的举措。在大多历史著述中，人们用商人阶层、资本家、资产阶级来指代这个群体。而“企业家”一词，显然有着不一样的语境和意味。在英文中，entrepreneur有创新和创始人的意思；而在中文里，“企业家”从1980年代甚至90年代才成为一个有积极意义的名词。我猜测，这个词甚至是为了替代“资本家”而采取的一种修辞策略。不管怎样，用“企业家”这一历史短暂且蕴含褒义的词语，去描绘几十年、上百年前的历史人物，对作者和读者，都会造成某种暗示。

让我们走入1927年的上海，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普通商人，我们该如何分析当前局势呢？首先，虞洽卿、陈光甫、宋子文等人，能否构成某种团结一致的利益群体？

《剑桥中华民国史》特别提到，1927年之后，银行家和实业家其实经历了不同的命运。1927—1937年，新政权的借款政策给银行家们带来了财政利益，经济管理部门向他们敞开了官方或半官方前途的前景，这两者既鼓励他们支持政府，也加速了他们由企业家转变为公务员或半公务员。相比之下，实业家和商店主则不是被拉拢而是一直受到压制。穆藕初在1923年的危机中对其纱厂失去控制，而在1929年却接受了财政部次长的职位。撇开这样的特例，实业家和商店主当中却没有大批转入仕途的迹象，而在金融界这是引人注目的。实业家和商店主显然不能像银行家们那样为政府的赤字提供财政支持。他们也就得不到同等的优惠待遇。

作者认为，通过强制和授予特权相结合的办法，资产阶级被统一到国家机器中去了。强制打击企业家最甚，而特权使银行家受惠更多。

说得直白一点，在蒋介石政权下，资产阶级没有太多选择权，只能被铁腕政权所选择。异化了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主人。自此以后，资产阶级的命运取决于这个政府的所作所为。

这样看来，《跌荡一百年》把商人们拉到“企业家”的帽子下，希望他们有独立和中立性，实在是有些一厢情愿了。对于这一段近代史，从“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切入，恐怕更为犀利和透彻。

从更广阔的意识形态考察，在20世纪初提倡资产阶级运动，希望商人成为历史的主人翁，必然会面对两个对手：社会主义和国家主义。这两大思潮在舆论上对中国资产阶级造成极大打击。中国资产阶级常常在面对社会主义的剥削指控时采取回避态度。而即便是国民政府，也多次有社会主义的主张，并公开对资本主义表示厌恶。

当我们置身于21世纪，当福山宣告历史终结，全球都被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洗脑时，再看中国近代史，自然会生出许多非历史的感慨，正如小孩子争辩秦琼如何打败关公。

今日中国，企业家也许可以成为社会主角，企业家阶层或许需要某种言说去辩护。但这并非近代史、古代史的通行证。即便是1930年代的国民政府，也不是要建立一个有利于私人企业的组织体制。有充分证据说明，它对此没有兴趣：在1932—1935年工商业萧条的头几年中政府不曾给予任何帮助。

三、主题与副题

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把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两百年称为“历史三峡”，需要经历政治社会制度的大转型。他最有意思的观点，是强调每个阶段都有主题，跳跃前进会有反效果。

唐德刚把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分成很多阶段，各阶段有各自的主题和副题。在每个阶段，主题是“当务之急”，而副题（可能是次一阶段的主题）在现阶段往往是“不急之务”。完成主题与副题的方法可能是抵触的。因此，集中全力完成主题，可能增加解决副题时的困难。但忘却主题而侧重副题的，则往往为该阶段所唾弃。

于是，在中国近代史的各阶段，凡是解决“当务之急”的社会力量，往往是前进的、成功的。而在各阶段不知先后，侧重副题的，没有不失败的。以此观点考察，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吴晓波笔下的“企业家”一直没有成为中国历史的主人翁，而政治家、知识精英却一直是男主角。因为时候未到嘛，只有在法治基本健全、社会相对稳定的时代，商业才有可能成为主题，企业家才可能成为主角。

唐德刚的提醒告诉我们，历史人物往往没有万全之策，在追求某一价值观时，他不得不放弃其他。在中国现代化的某一特定阶段，主题的实现，必然以副题的牺牲为代价。

救亡（民族独立）、自由、民主、富强、赚钱，或许都是值得追求的目标。在现代化完成之前，这些目标不可兼得，只能有所取舍。也许为了民族独立，人们只能舍弃自由、民主和赚钱。在上海五卅惨案、孙逸仙的关余事件、民团斗争、1927年四一二事变等历史关键时刻，商人们到底该如何抉择？如果站在民族独立一边，他们就得破坏安定的市场，生意受影响。如果坚持维护市场运转和个人利益，那就可能与政党、工人阶级或民族情绪发生冲撞。

政府不应干预商业和市场，这一原则或许是当今中国值得推崇的一种主张。正如唐德刚所言，不同阶段的主题和使命是如此不同。在民国时期，为其他目标（富强、自由、民主）而奋斗的人，最终都成了失败者和悲剧中人。因为那个年代的最大目标，只能是救亡。

拿《跌荡一百年》和《剑桥中华民国史》对照，你会发现，外国汉学家更擅长用复杂的长句来描绘那个年代的客观现实。为什么中国学者如此容易对历史产生强烈情绪，并容易篡改剧情呢？

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提供了很好的解释：“中国的历史学家寻求理解中国历史，因为他们关心构成今天中国的种族或民族身份认同的基础，而我则不必被束缚于将明代中国作为一个无法逃脱的过去。相反，它是一份如果我选择就可以自由接受的遗产。”他认为，这种自由是一种绝大多数中国历史学家没有的奢侈品。

或许，只有放弃以当下主题去图解历史的野心，近代史的研究才会更加从容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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