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街：如何华丽转身（1）

周丽放下电话，边数钱边向一位正在吃饭的熟客抱怨：“那么近都不愿意自己过来吃，要求又多，昨晚都半夜1点了，还叫外卖，我们给送过去，她又不要了，你说气人不？”

7月17日中午1点多，东莞市厚街镇厚街广场，太阳当空照着，空气中弥漫着闷热潮湿的气氛。周丽的店里只有两位客人在吃饭。

来自湖南攸县的34岁的周丽，与老公在厚街广场旁边开了这家 “攸洲煲仔饭”的小餐馆。这是一家典型的夫妻店，厨师是她的老公，服务员和收银员则是周丽。

这家不到10平方米的小店右边就是厚街客运专线汽车站，每天的人流不少。

“这车人真满啊。”正抱怨着，周丽看到了一辆“深圳-厚街”的快巴正在进站。周丽有些欣喜，跑出餐馆，“人真不少。”她不断地嘟囔着，并开始吆喝起来。

从车子里鱼贯而出的人们并没有理会周丽的吆喝，很快向各个方向散去。

这让周丽有些失望，她走回餐馆，一屁股坐在门口的凳子上，又开始向那个熟客抱怨起来：“现在的生意真不好做啊。”

这几个月以来，周丽的店的生意是越来越不好了。确切的说，这种情况从去年就已经有了苗头。之前在店里帮忙的周丽的妹妹，在春节回老家之后就再没回来。

周丽在厚街有不少老乡，他们大多在工厂做工人、当保安或者开出租车。此前叫外卖的那个周丽的女同乡，在离周丽餐馆不到500米距离的一家酒店里做小姐。

在厚街，很多厂子搬迁了，工人都走了，周丽这位女老乡从事的这个行业却并未因此而衰落。她们依然在华灯初上的时候，从容地与过往的男人们暧昧着。

破败与繁华共存

厚街是位于广州和香港之间中点线上的一个镇级行政区域，在东莞的西南部，总面积12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60万，其中户籍人口9万多，所谓的“新莞人”有50多万人。

像周丽这样的“新莞人”，不能获得户口成为本地人。他们被隔离在本土社会之外，更像游离者，在厚街谋生几年之后，再脱离而去，就像他们不曾来过。

厚街的外来人口社会是一个哑铃型社会，处在两端的是那些来自台湾、香港的企业老板们，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民工们。对于“双转型”带来的痛楚，他们感同身受。

2002年陈先生刚到东莞时，厚街基本还是一片荒地，交通工具依靠的都是私人中巴，并没有公交系统。但这几年来，厚街发展很快，镇与镇之间都修了高速公路。

陈依然怀念他刚到厚街时这座“中国鞋都”的繁荣景象。那个时候，为了赶一张订单，工厂每天加班到凌晨2点，管理干部都是睡在流水线上。

“以前一张单子少则100万双，现在3万双就了不起，很多工厂只开一半的生产线。”陈感慨道，“真想念那时候站着睡觉的光荣时代。”

如今，在厚街的很多工业区里，闲置的厂房越来越多，这里已经很难见到几年前工厂下班时工人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许多厂房显得破旧不堪，在厂房的顶上，通常都会看到 “厂房出租”的字样。而一些村委会也将招商再次当成了工作重点。

自去年以来，当地制鞋、家具业开始走下坡，不少厂商走了，厂商生意不好也减少酒店消费。以前生意最好时候，酒店入住率可以达到八成，但目前，有六七成入住率已经很难得。一些星级酒店的折扣价格甚至已经沦落到和经济型酒店无异。

印象中的厚街，只通过周浩夫妇拍的纪录片《厚街》看到过，那是许多打工仔所生活的厚街，到处充满了焦虑、躁动、暧昧和疯狂的气息。但来到厚街，厚街的双面性才更真实。远离工业区的破败，在中心区的厚街依然是一番热闹的景象。

长达2公里的康乐南路位于厚街镇中心，是厚街镇的中心商业区，也是厚街休闲娱乐最繁华的地段。在当地人眼里，这是厚街最华丽、最时尚动感的一条街，是东莞乃至珠三角地区著名的夜生活中心。它与107国道平行，相距仅几十米。

据说逛康乐南路，一定要选择在夜晚。“因为康乐南路的夜晚，华灯初上，霓虹闪烁，流光溢彩，繁华如梦，似一座璀璨的不夜城，有人说，康乐南路存在的理由，是为了迎接夜晚的到来。”一位在厚街生活了多年的外地人如是说。

康乐南路人群熙攘，商气旺盛。这里汇聚了花花公子、皮尔·卡丹这样的世界品牌服饰专卖店和班尼路、以纯、耐克、李宁等运动休闲服饰专卖店。以康乐南路为中心的华润、明丰等大型的购物商场达数十家之多。

细致观察路上的行人，你会发现，除了打扮阔气的老板们之外，就是穿着虽好、但一眼就能看出民工样的年轻人。在这个城镇，缺少的是中间层的白领们。

与拉斯维加斯一样，厚街号称全世界酒店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全镇共有酒店、旅馆130多家，其中五星级酒店4家、四星级酒店8家、三星级酒店10家，仅在康乐南路范围内，即有酒店近百家，其中五星级酒店3家。

夜深人静时，厚街的另类风景才刚刚上演：一群群全国各地佳丽如过江之鲫，带着浓妆艳抹，招摇过市。那时的康乐南路亦叫“选美街”，而这里就是男人们的天堂。

在厚街，中西餐饮星罗棋布，200余家酒楼食肆正创建美食天堂。厚街镇曾提出建设“东南亚的休闲娱乐中心”的目标，目前全国面积最大的高级会所就在厚街。每天有来自珠三角各地、港澳地区、甚至国外的人士到此游玩。

繁华背后也有着不安的因素，在厚街，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警察的巡逻车在大街上缓慢移动。如果说，酒店业的发达是这座城镇一大特征，那么，治安的压力，同样是这座城镇抹不去的印迹。

“食利阶层”的挣扎

厚街唯一的“乐购”（购物中心）背后是寮厦二村。这是一个典型的东莞式村庄——村民们在自家宅基地上建起来的单体楼，三四层至八九层不等，再分割成鸽子笼般的单元，楼与楼之间建得很紧凑，很多楼阁墙面上张贴着 “有房出租”的告示。

“先生是来租房的吧？”余锋一双渴望的眼睛盯着来访的记者。来自江西赣州的余锋是这一带的二手房东，他手里的近50套单间，让他每个月能有近2500元的收入。

往年天天有人前来找房的情景已经好久没有出现了。

这两个月以来，余锋那些每月130~150元的单间，只见搬出的，不见入住的。“人见少了!”虽然远离工业区，余锋还是感觉到了产业转移之后的明显变化。

近30年的发展，让厚街的社会结构和利益分配体制趋向于固化。在民间，由于大量外来劳工的涌入，厚街本地居民主动地或被动地进入了物业领域，在这个过程中，衍生了一个庞大的“地租经济”现象和“食利阶层”。

“收租婆”不只是出现在周星驰的电影中，而是厚街一个非常真实的社会存在。纪录片《厚街》就曾描述过这样一个存在的真实。在厚街本地居民的收入结构中，租金收入起码占去了他们全部收入的一半以上。

这个“食利阶层”又分三个层次，一个是村集体，他们以土地出租或厂租为利；一个就是村民，他们靠厂租分红和自家房租食利；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二房东，这些二房东大多是外地来厚街谋生的人。

在厚街，80%的外资企业都是靠租赁土地厂房，这样的企业每年单是厂房租金就能达到1000余万元，还不包括管理费等。“我们的集体收入100%都是靠收租金。”三屯村村委书记尹宇宙说，但这些工厂，却有七成是当下最困难的鞋企。

随着工厂的搬迁和外来劳动力的减少，物业租金和集体分红受到影响，“食利阶层”的经济利益开始受到极大的冲击。

这些“食利阶层”中的厚街“土著”，在竞争激烈、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面前，逐渐已丧失了参与现代经济的竞争能力，源源不断的租金收入也消磨了创业和就业意识，在思想认识和精神领域，他们同样距离现代社会的公民要求甚远。

这似乎成为厚街“双转型”当中的最大难题之一。寻租行为已经成为当地村民的基本生活方式，“没有什么比寻租更保险、更舒适的谋利渠道了，要把农民从寻租方式中转入劳动状态，不容易啊。”一位专家担忧地说。

但其实，有了第一桶金的厚街村民，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 “不思进取”。除了出租房子，他们能够介入的产业，最初始的是生活服务业，比如开发廊、开饮食店。直至上世纪90年代，他们开始进入酒店业和房地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