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安：强力介入的转型（2）

从城市化进程看，容纳大量外来人口是世界各大城市发展的必然阶段。低收入外来人口的居住问题，解决不好就成为尾大不掉的棚户区、贫民窟。因此主拆派力主坚决拆除，不留后患。

与此相反，主改派则认为，城中村记录了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人文和历史脉络，对此，有选择的进行保留改造，才是科学的态度。

深圳市规划局一位不愿具名的建筑设计师对本报记者说，将价值约1亿元人民币的住宅变成垃圾，再投入约3亿元人民币重新建造一个居住更密集的、增值空间有限的住宅，这是否是一种经济、环保和可持续的做法？将已有的城市脉络和生活彻底铲除，是否是一种对城市历史和文化有益的做法？

对城中村的改造，该建筑师表示，曾经有人提出过一些积极可行的思路。比如，从改善间距、消防的角度，可以最低限度拆除8行住宅中的第3、6行（拆除量25%），使剩余的建筑都变成建筑间距良好的沿街建筑。再通过对城中村商业、住宅、停车交通、活动设施的全面调整改善，可使“城中村”封闭和杂乱的空间形态得到整理，同时又延续了已有的生活方式、城市活力、空间特征和历史文化，使城市的脉络得以可持续的发展。

2004年，著名规划大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终身荣誉教授约翰·福瑞德曼应邀参加深圳市规划局举办的 “城市规划学术讲座”，参观完下沙村之后，约翰·福瑞德曼认为，与华侨城相比，下沙更代表着深圳文化。

香港大学城市规划及环境管理研究中心副教授伍美琴认为，约翰·福瑞德曼对城中村有兴趣，是因为“他在那里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密切融洽的关系”。伍美琴表示，一个城市要发展，拆旧建新看起来固然很好看，但可能也会损失很多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就是居住在旧村中的人们之间历经多年才建立起的庞大社会关系网络，以及他们之间深厚的感情和友谊。

伍美琴说，香港以前在快速发展的时候就有过这方面的教训——在将原有旧村的社区形态打破之后，居民是很痛苦的，而且这种痛苦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现在香港搞重建，很强调要做社会影响的评估，尽量保证重建后社区网络的完整，就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然而，深圳市规划局一位人士表示，在现实操作上，地方政府对商业利益的考量早已凌驾于文化的和历史的视点之上。

按照宝安区政府的要求，宝安区有关部门已经完成 《宝安区旧屋村改造资金收支测算与改造策略研究》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宝安区所有城中村都被纳入视野。

报告建议，对132个与深圳市总体城市规划严重冲突的旧屋村，10个虽符合城市规划但村民愿意由政府进行征收改造的旧屋村，以及5个被文化部门确定为重点文化文物保护单位的旧屋村共147个旧屋村，采取政府征收模式进行改造；其他184个旧屋村纳入城中村（旧村）改造政策进行改造。

产业空心化的可能

深圳社科院城市运营中心主任高海燕形象地把宝安以往的发展形态比喻为“工程师加农民工”的人力资源组合模式。

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宝安工业区式的发展形态，导致现有形态与城市形态尚有距离，同时人口构成中70%的学历为初中及以下，这使得宝安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总部经济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如果说深圳发展经济过去主要靠体制取胜，那么现在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总部经济，就必须要靠城市资源取胜。

“高端服务业和总部经济实际上对城市资源是有要求的，如在城市的经济结构、地位和辐射力方面都有比较高的要求”，高海燕说，即便是地区总部和生产性总部也不光靠产业集聚，一般要求是区域的营销中心和传播中心。

对于“双转移”，高海燕认为，成功的产业结构的转型应伴随社会结构的同步转型，其过程应自然成熟，在此过程中，政府应该谨慎地保守行政行为的边界，而所谓的“腾笼换鸟”应该是“建笼换鸟”。

广东省社科院科研处处长丁力博士的看法似乎更为激进。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珠三角地区以加工贸易型为代表的产业实际上就是为香港提供服务的，与香港是 “前店后厂”的关系，根本就无法转移或转型，除非是推倒重来，但那已经是不同的概念了。

他认为，甚至也不存在所谓高端服务业和总部经济转移的问题，“‘前店后厂’就表示生产车间在珠三角，而高端服务业和总部留在香港”。

事实上，正是在“双转移”过程中，在宏观经济形势不乐观的背景下，一直以两位数高速成长的宝安区经济增幅，已出现了大幅下滑。

7月8日，宝安区政协副主席曾汉良带领区政协委员前往宝安区贸工局调研，贸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由于受各种因素影响，全区整体经济和工业增长放缓，出口增速下降。

今年1至4月份，宝安区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2061.68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2.5个百分点；出口总额增速同比回落23.02个百分点；进口总额增速同比下降29.32个百分点。

在此之前，一些学者就对此发出过预警。深圳市投资商会发展规划中心主任罗建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如果企业大规模外迁，而深圳又没有抓住机会发展高端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产业空心化还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