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近年来深圳确定的改革重点在行政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包括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部制改革以及社会组织管理改革等等。不过，最近深圳曝光的几起事件，让深圳陷入“改而不革”的尴尬境地。

今年7月，有深圳市民在网上指出，深圳大部制改革已近1年，一些部门副职超标现象依然严重，其中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 (下称深圳市科工贸信委)被曝有20个副职。尽管深圳有关部门公开回应了网友的质疑，但并不能挽回人们对深圳改革“换汤不换药”的形象。深圳关注行政审批体制改革的专家李红光指出，在一些部门的行政审批改革中，只是简单地合并同类项，比如100多项审批看似精简为几十项，但是实际上没有减少多少。现在大部制改革也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翻版。

李红光曾通过对深圳养狗条例的研究，推动了深圳养狗立法的规范和进步。这是深圳内生动力在行政体制改革领域的一个典型，虽然不如经济领域那么广泛和普遍。

越来越多的深圳人像李红光一样，开始从关注自己的权益出发，从私人领域维权走进公共领域。2003年，深圳一批独立候选人参选人大代表，希望通过参与到立法过程来推动深圳社会的进步。这是深圳自然而然、逐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契机，不过深圳人自下而上表现出来的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最终被冷却下去，以至于5年后深圳推出更激动人心的改革时已经没了激情和期待。

2008年5月23日，深圳市委市政府对外发布《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19项改革包括了区级差额选举等重大突破，因此深圳被媒体纷纷称为 “行政体制改革试验田”，“掀开政改序幕”。当时正值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深圳这一改革被海内外舆论过度解读，寄予厚望。

然而这次改革在深圳并没有得到热切的回应。就国内来说，区级干部的差额选举几年前在南京等地就已经进行了，深圳这一改革已经落后了。按照深圳当时的计划，三年内实现区级差额选举，但是到两年后的今天，这一改革在深圳几乎已被人淡忘。自下而上的改革诉求，与自上而下的改革要求，就这样擦肩而过，两种力量一旦不合拍，不能产生共鸣，改革显然无从谈起。

四

深圳在行政体制改革领域的顾虑重重，丧失了机会。在社会体制改革方面，深圳更是与内生的改革动力背道而驰，错失机遇。

近年来中国的改革方向，已经从“效率优先”转向“公平优先”，从少数人先富起来，发展成为大多数人都富起来。在这个中国社会转型和改革的关键时期，深圳本应在10年前就可以为这种转型作出贡献，遗憾的是，深圳忽略甚至压制了自下而上的改革诉求，不但滞缓了深圳第二轮的产业升级转型，也为今日深圳埋下不稳定的种子。

今年以来震惊全国的深圳富士康员工“十二跳”自杀，使人们知道了在经济发达的深圳特区，农民工权益保护竟然是如此之弱。实际上，早在2001年7月，律师周立太代理深圳龙岗一家韩资工厂对56名女工强制搜身案，就已引起媒体广泛关注。

周立太成为工厂老板的眼中钉，也被地方政府视为破坏投资环境的罪人。2001年底，深圳龙岗区司法局以清理“黑律师”的名义，把周立太驱逐出境。这时广东省已经提出产业升级转型，而周立太事件则反映地方政府仍出于各种动机，保护低级加工制造业。今年在珠三角工厂广泛出现增加工资的浪潮，很多中小企业反映承受不了，这不能不说是多年低劳动力成本发展的报复性反弹。如果深圳在10年前意识到周立太维权的重要意义，加强劳工权益保护，促使企业改善工作环境，增加劳工待遇，也许富士康的连跳悲剧早就可以避免，珠三角农民工工资待遇也许可以慢慢增长起来，不至于到现在这么被动。

周立太维权本可以成为深圳向追求社会公平转型的一个契机，但深圳对这个机遇的扼杀，不仅使其后来的改革没有意义，甚至也没有了方向。2004年李鸿忠主政以来深圳提出“效益深圳”的口号，其实与以前的速度深圳在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别。然而，在经济领域的“效率优先”已经走到了极限，没有其他领域的改革相配合，已经难以进一步深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