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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中国的缘分

这要回溯到1968年，那时，我在巴黎刚开始研读经典哲学，如火如荼的“五月风暴”将我从象牙塔中吹了出来，令我对社会政治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越南战争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更将我的注意力引向远东地区，而后者则激发了我对中国的无比好奇。由于本人无法接受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因此就从来没有萌生过加入法国毛派学生组织的念头。然而这并不影响我认识中国的强烈愿望。因为我对中国哲学也感兴趣，因此，决定在修读哲学的同时，开始学习汉语。 

正是在那个时候，中国东北地区的上山下乡运动开锣登场。三个月后，毛主席就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展开这场运动。可以说我的中文学习和知青运动是同一时间开始的，这不就是一种缘分吗？ 

七十年代初，我去了香港半工半读，一边教法文，一边学中文。过了几年，很偶然地认识了一批从广东偷渡出来的知青，他们让我切实地了解到下乡运动的真相。他们叙述在农村的经历让我看到另一个世界，使我激动万分。另一方面，我觉得，尽管我们之间有各种阻隔，然而我们能找到一个共同的语言，因为我们都是属于同一世代，这一世代深受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决心改变世界，却又对前辈们在这方面的作为开始产生深度的怀疑。 

开始“知青”研究 

后来，因为觉得中国知青的这种经历很有特殊意义，就和两个法国朋友一起做系统的集体采访，跟中国朋友合作把采访纪录编辑成一本法文书，书名是 ? 20岁在中国农村 ?。那应该是第一本用法文介绍这场运动的书籍，读者反映很好。在编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决定把上山下乡运动当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因此采访了更多的人（在香港和大陆），也阅读了很多中国官方的材料，包括有关60-70年代(特别是就业与人口迁移方面)的统计数字和学术文章。当然也参考了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 

那个年代，在中国国内没有大量的回忆录，也没有学术性的研究，但是我利用了另一种有价值的资料，就是知青文学。80年代初，这些作品很多(我自己看了差不多100篇)，也很受欢迎，因为是这一代人表达那段经历的感情和回忆的唯一通道。 

为了辨别事例的真实和文学的虚拟，我尽量拿各种不同的资料做对比，也尽量与一些知青作家讨论他们的故事的真实性。记得当时张辛欣和我开玩笑说:“我们很辛苦地把自己的经历升格为文学，而你却非要把那件文学外衣褪下，找回赤裸裸的真实。这是不是在浪费我们的功夫呢?”。 

实际上，除了当时我没有别的办法更深刻地了解知青在农村的日常生活及个人感受这个理由，我也觉得，在我的书里面文学作品的引文能令读者更形象地了解当时的情况。我也要承认，我不只是从一个社会学的或者是历史学的角度来查阅这些作品。我当然也被这些小说的文学风格所感染。从90年代开始，我看这类作品时，多数是为了享受，而不是为了资料。一方面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不少别的资料，如回忆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历史距离让那些知青作家，如王小波，强调文学意义多于写实价值。 

80年代末博士论文通过后，因为在巴黎认识了知青作家韩少功，我就在他主编的 ?海南纪实?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我的论文的主要结论。很多年以后才发现这篇文章引起了不少知青的兴趣，也激励了他们自己做这方面的研究的意愿。 

90年代的时候，我又去了香港成立一个当代中国研究所和一份杂志，所以没有把论文改成书。90年代末，回到巴黎后，就发现在中国已经出了很多新的资料。虽然这些资料基本上是肯定我原来的结论，但是不能不用，所以2004年出了法文版的?失落的一代?。后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有意出中文版。多亏我的朋友欧阳因接受了很沉重的翻译工作，也很认真地与我合作写成了一本又忠于原文又没有翻译味道的中文版。2009年初，繁体字版在香港出版，2010年初，北京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跟着出了简体字版。 

虽然，我花了比较长的时间来研究上山下乡运动，也与很多中国知青交了朋友，但是我对知青问题只能是局外的观察者。当然，这个地位也有好处，因为社会科学要求研究者与他的研究对象之间保留一定的距离。自从中文版出了以后，中国读者的反映相当热烈。不但繁体字版，连简体字版都已经再版了。我听到的评价都是比较肯定的。一定会有人不同意我书中的某一个观点或结论，但是一般人承认我写的是有根有据的，而且大部分的根据就是从中国官方的资料而来的。 

我很注意用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资料来源来分析问题。因为时代不同，对历史事件的研究角度会有差异，所以每一次研究的结论不可能是完美无缺，更不会是永久的，但是我认为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对上山下乡运动进行历史的评价，而且这个评价应该是在百家争鸣的气氛中进行的。作为一个外国学者，我会提出一些别人想不到的问题，也会持有一些与中国学者不同的看法，但是既然我的研究是理性的有根据的，希望中国读者不要对它抱有偏见，全盘接受的偏见和一概否定的偏见都要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