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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失落的一代”的思考 

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下我的书中几个与当时的历史和知青这一代有关的结论。 

1.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 

文革前和文革后的上山下乡运动在知青，知青父母，农民和地方干部之中都引起了很强烈的不满情绪。尽管如此，这个政策还是持续到1980年。看起来，领导人推行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是比较重要的。我把这些不同的动机分为四类： 

—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消灭社会差别） 

—政治动机（恢复秩序，强化毛的权威） 

—积极的社会经济动机（开发农村和边疆地区） 

—消极的社会经济动机（减缓城市发展和城市就业）。 

很多学者认为最主要而且是有决定性的动机是城市就业问题。其它的只是次要的，甚至是假的（只有宣传作用的）动机。我的看法则不一样。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分析从1950年代到1980年下乡政策的演变，我觉得应该分清两个不同的思维逻辑：一个是务实派领导的逻辑，另一个就是最高领导人，唯一意识形态的提供者（毛泽东）的逻辑。而在不同的时期，这两个思维逻辑的轻重就不同。 

文革前，特别是大跃进引起的经济灾难以后，主要的动机就是减轻城市负担。但是1968年后，最主要的动机是属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假如减少城市劳动力和城市人口是主要动机，怎么解释从1968年到1977年当知青大规模下放农村的时候，大约同样数字的农民在城市里得到了永久性的雇佣？当时政府靠户口制度可以制止这次城乡人口大交流。文革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强调要政治挂帅。从1960年开始，他一直发出警告，中国有可能“变色”，变成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国家。他特别担心中国青年一代可能忘记老一辈坚持的“无产阶级革命观”。而且他认为学校教育是危险的，年轻“知识分子”要想挽救自己，就要与工农兵打成一片。此外，他越老就越担心他将来的历史地位。对他来说，改造在文革前受了“修正主义教育”的新一代人，培养“革命接班人”是主要目标，把自己的“伟大”蓝图强加于中国的现实上是无比重要的。所以，评价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与对毛政权的理解是有密切联系的。我认为不要用西方的或中国现在的经济理性主义来理解毛泽东的中国。 

当然，毛也需要务实派领导及一般的干部来执行下乡政策。他们双方是互相需要的。1973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时候，为了给下乡运动新的活力，双方妥协。但是到毛泽东去世为止，这种妥协一直是很脆弱的，经常发生动摇。在激进派和务实派之间，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冲突不断地出现。1978底，当务实派和他们的经济为首的逻辑正在取得胜利的时候，在新的知青工作会议上领导层达成了新的共识：下乡政策终将取消，但为了避免给城市带来就业问题，这项工作还要持续“若干年”，而且一部分在乡知青要一辈子留在那儿。但是，实际上山下乡运动很快就结束，而且一场“回城风”很快就把知青带回城市里了。怎么解释上山下乡运动的突然终结呢 ? 

2，社会抵制的原因和效果 

1968年后，下乡政策很快就引起了社会，特别是知青自己的不满情绪。知青下乡不是真的自愿的，自愿的也不可能变成“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因为他们遇到太多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困难。他们很难适应乡下的生活条件，也无法融入农村社会。在当时的社会上，他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个人的前途也很模糊，因为他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知青对下乡政策有各种形式的抵制。1978年以前，这种抵制只能是消极的。消极抵抗包括各种“不正之风”，犯罪活动以及次文化现象（如地下文学，知青歌等），也包括各种为了获得回城机会或非法回城或非法过境的活动。这些活动对当时的社会道德有比较严重的负面影响。 

1978年底，全国工作会议尚未结束，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农场知青就发起了一场运动，他们以请愿书，游行，罢工及派代表去北京来要求当局批准他们回城。全国其它地方的知青也公开表示要回城，有些地区的知青未经许可就一波一波地挤进火车打道回家。当时知青将这次“回城风”称为“胜利大逃亡”。除了个别情况（主要是与农民结婚的知青和文革前下放到新疆的上海知青），政府终于同意他们回城。 

在红卫兵运动的时候，文革前的知青已经进行了公开的抵抗。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大部分知青趁机回城闹革命。很多知青自己成立红卫兵组织，要求批准他们回城，但是1967年他们受到很大的压力后，就不得不回乡下去。美国学者 Stanley Rosen在1981年出版有关广州知青在文革中的角色的书里，认为两个时期（1966-1968年和1978-1979年）知青的呼吁与反抗很相似。 

我认为虽然有些形式相同，但是两个时期的情况和抵抗的效果基本上是相反的。文革的时候，政治环境对要求回城的知青非常不利。因为当时的极端理想主义，他们的要求很容易被扣上“自私”的帽子。因为他们在城市人口中的比例还不很大，而且大多数人都是“出身不好”的，所以他们没法反抗当权者的意志。反而，1978-1979年的时候，政治环境对知青很有利：为了取得新的合法性，中共改革派开始批评和改正文革中的很多政策。知青就可以自称为文革的受害者。 

另一方面，在运动开展了十年以后，对这个政策有抵制情绪的人，主要是知青和他们的家人，已经占城市人口相当大的比例（当时，只是在农村和已经回城的知青已占城市人口大约15％的比例）。1979年，中国政府在宣传和组织工作上花了很大的力量来执行前面提过的工作会议的决定。他们知道就业情况特别紧张，因为1962-1964年出生的城市人口（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新生儿高潮）正在达到就业年龄。但是当局无法阻挡回城的潮流。从1978年底到1980年初，大约600万知青回城（这个高潮比十年前，即1968年底到1970年初大约500万知青下乡的那一个高潮还要巨大）。 

上山下乡运动的突然崩溃有几个历史意义。第一，它表明在客观历史上，就业人口的变动没有决定这个运动的命运。反而，就业情况最紧张的时候，是大多数知青回城和下放政策停顿的时候。第二，大转变的一年不是1976年（所谓“十年文革”的最后一年），而是1978年。那一年有关上山下乡政策的辩论和年底开始的“胜利大逃亡”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虽然政治制度没有基本的变化，但是从1978年开始，国家体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不可忽略的演变。领导人已放弃了制造“新人”和迈向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计划，他们把“四个现代化”放在首位，所以他们不得不承认社会各阶层有一些基本利益，也需要一定的自主空间来发挥其经济活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发动一场1968年那样的无视社会相当一部分人的基本利益的运动，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反而知识青年的积极抵抗可以强迫政府让步。这次社会抵抗的胜利反映着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