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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格林哈尔（Susan Greenhalgh）永远不会忘记她第一次来中国时的种种情形，尤其是在漳州大街上听到的那首貌似童谣的歌曲：“一个孩子最最好，一个孩子最最好”。天真无邪的小孩子们哼唱的这段旋律一定在她心里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以至于二十六年后，在其新书《只生一个：邓小平时代中国的人口科学与政策》的前言里，她细致地回味了当时那种“传遍全身的、高兴的颤抖”。

更有意思的是，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博士，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博士后，从美国人口理事会研究员，到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人类学教授，二十六年来，“一个孩子”的主题一直在苏珊·格林哈尔的学术轨迹中萦绕纠缠、挥之不去。格林哈尔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人口人类学、科技与医药社会学、性别研究、公共政策研究、现代化与全球化等等，而对中国的计划生育与人口管理的研究，可以说恰好综合了她上述诸多研究兴趣。

迄今为止，人类学多从微观角度去关注边缘化、弱势个体的生活，却少有从对总体社会的规制入手去研究精英与“权力”在当代生活中的出现与发展。而在格林哈尔看来，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在其独特体制下希望利用西方科学技术去控制人口总量的决心与努力，既是一种民族国家构建（state-making）的过程，又是一种科学构建（science-making）的过程，既有助于拓展人类学的研究边界，又有利于探求综合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性别研究、科技研究等领域的跨学科新途径。正因如此，在与埃德温·温克勒（Edwin A. Winckler）合著着眼于1949年至2004年时段的《中国人口管治：从列宁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生物政治》（Governing China's Population: From Leninist to Neoliberal Biopolitics）后不到三年，格林哈尔再次聚焦1978年至1980年这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初始阶段，希望为我们呈现 “一胎化”政策出台背后中国神秘而复杂的科学背景与决策过程。

格林哈尔在《只生一个》中所分析的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关于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由来、作用与前景，以及它对中国的现代化、文化发展、政府管理等方面的影响；其二是这一“科学的政策制定过程”如何调整了国家、科学、技术与社会四者之间的关系，并如何塑造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重新亮相。

过去三十年的时间，由于信息资料不够充分，尚不足以让我们得出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客观而准确的结论，甚至难以展开任何理性而开放的讨论。而另一方面，用格林哈尔自己的话来说，“在1980年众所周知的控制论现在已经‘被黑箱’（black boxed）了，对中国官员来说它太政治化了，而对研究中国政治的西方学者而言它又太技术化了”（第3页）。因此，我们不妨越过政策本身的泥沼与迷宫，去看看格林哈尔为我们描述了怎样一种熟悉而陌生的“科学的政策制定过程”。

格林哈尔强调，自己采用了“知识中心性”（”an epistemic, or knowledge-centered, approach”）的方法去研究政策，也就是把政策置于特定的环境与背景中去考察，并将它视为是充满特异性、偶然性、复杂性及混乱性的特定历史的产物（第9页）。

在开篇格林哈尔就梳理出1949年以来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条主线，即政府的意识形态比社会科学原理本身更为重要。中国研究人口问题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们实际上践行的是“跟着领导走的人口科学”（follow-the-leaders demography），往往只能“凭借经验去阐述那些中国领导人事实上早已得知的人口问题，并构思可能解决问题的方案。”(第 84 页)正因如此，她认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人口研究已经不能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人口统计，而应被称为“人口的社会科学或人类科学” （第47页）。

换言之，在中国独特的体制下，中立客观的科学技术知识其实与其他因素密不可分。决策者和精英们悄悄地在科学事实与叙述中埋藏下了特定的假设，然后力图以一种看似客观的、科学的、普适的面貌去说服民众。

有趣的是，中国人口问题专家的群体构成与竞争关系恰恰证明了格林哈尔的这一论断。在此，格林哈尔引入了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概念以便解释：其一是“政策的问题化”（policy problemization），即从问题、解决方法、成本利益分析三个方面去构建政策；其二是“政策的集合”

（policy assemblage），即个体、体制、知识、文化等等各种用来形成政策的异质因素的集合；其三是“科学发展及政策制定的微观政治”，即上述各种异质因素最终组合为一项公共政策的过程。怀着不同利益、视角、意识形态和优先关切的各种备选政策为此而展开了展示自己“可信性”的竞争，希望最终能独获知识的权威性与政治的影响力。

根据格林哈尔的总结，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国内关于人口增长的理论争议与政策争宠可大致分为三派（第82页）：

第一派为关于人口的马克思主义统计学（Marxian statistics of population），主要成员为刘铮等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部分学者，他们主张“渐进式的一孩政策”，例如刘铮、邬沧萍、林富德1980年在《人口研究》上公开发表的《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里便指出：“再进一步下降到人口不增不减，不是很快就能做到的，要经历一个较长期不懈的努力，一如高速行车不能急刹车一样，只能先减速才能刹得住。”

第二派为中国化的人口控制论（sinified cybernetics of population），主要成员为宋健、于景元、李广元等集合了控制论、系统论与信息论的理论工作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七机部（后称航空航天部）第二设计院这样具有“国防科学技术”背景的单位，他们主张“迅速地、全面地实行一孩化”，提出了“人口总和生育率双向极限定律”，并在1980年首次作出的中国人口百年预报中警告：“如果中国妇女生育率不降下来，那么到2050年中国人15总量将达到40亿。”

第三派是较为边缘化的马克思人文主义（Marxian humanism），以山西省委党校的梁中堂为代表，其理论基础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实践，注意到计划生育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建议用“晚婚晚育延长间隔”和允许生育二胎的政策代替“一胎化”，并且获得中央特批，自1985年来一直在山西省翼城县开展“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试点，虽然由于各种因素多不为人所知，但实际效果相当不俗。

历史令人惊奇之处恰恰在于，在马克思统计学、中国化控制论、马克思人本主义这三种“人口科学”的竞争中笑到最后的胜利者，并非是原本应该对中国的计划生育与人口控制政策影响最深的社会科学学者或使用正统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人，却是采用系统工程及控制理论的方法模拟估算人口前景、提出人口政策的自然科学学者与军事科技研究人员。在格林哈尔看来，中国化控制论这一派的胜出，得益于他们之前在军工行业获得的声誉与人脉，在中国的“计划”传统中取得的举足轻重的地位（第125页），他们更容易唬得数据、使用计算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以及他们对当时提倡科技、专家治国、技术官僚等种种潮流的迎合（第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