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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控制论者的眼中，应该更多地强调人的生物性而非社会性，中国的人口数量可以像非生物对象那样去分析、预测、优化和控制，和精准地操控导弹并无二致，即使和其他两派同样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人口数据，他们也完全可以通过各种科学语言和图像的炫目包装，使自己的观点显得更具有“科学的现代性、准确性、复杂性”（第211页）。

相对地，马克思统计学与马克思人本主义这两派的处境便异常微妙。格林哈尔敏锐地发现，中国学者在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中为计划生育寻找理论依据时曾经相当尴尬，马克思极少论及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问题，而斯大林更是将人口增长视为绝对有利。因此，当找到了恩格斯的一段话后，中国学者们总算松了一口气：“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像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么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作到这一点。”（第68-72页）

吊诡的是，在此后与人口控制论学者的论战中，这两派却惊讶地发现自己所抱持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竟然不符合时过境迁后既定的意识形态话语以及对“人口科学”的全新定义：“这是真实的科学，不是社会科学”、“这是科学，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或者毛泽东思想的政治” （第210-215页）、“只有科学而非宗教或情感，才能解决问题”（第280页）。尤其是马克思人本主义这一派，因为主张将人视为有思想、有感情的主体，而不仅仅是经济商品或者机器部件（第189页），因而一直要同时面对来自其他两派的压力。

于是，来自国防科工业、军事科技研究领域的科学家们利用系统工程及控制理论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人口政策，并巧妙地利用了中国对国门之外世界既警惕又渴求的矛盾与焦虑，将中国的人口问题诠释为将会阻碍中国向一个富裕、强大的现代化国家迈进的人口危机。因此解决方法似乎再清晰不过：严格的人口干预是必须的。

而在格林哈尔看来，该政策所指出的不控制人口则将爆发人口危机与环境问题的灾难性前景，事实上只有在满足了一系列相当苛刻的前提假设时才会发生；另一方面，该政策的负面影响又并未得到足够深入的研究。

遗憾的是，决策者更重视的不是这些极难满足的假设，而是那些极难发生的后果，以及“专家治国论”对长官意志与既成决策的“科学论证”和“政治背书”，甚至让科学沦为政策的“副产品”（第235页）。因此人口政策从“一对夫妻两个孩子”收紧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最终演变为“提倡一个，严控两个，坚决杜绝多胎生育”、事实上是“一胎化”的“一了百了”的偏严就紧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随着中国重新打开国门、面向世界，“拥抱科学对新中国政体的生存而言，具有政治上的必要性”（第xvii页），而独生子女政策正是包含了“新型科学意义”的“政治产物”。

根据格林哈尔的论证，最高领导人的“话语空间”严格限制了等级森严的政治体系中的每一个人，并让科学不再是一种普通的事物，而是“被具有特定知识背景、社会地位、个人经历的某些特定行为者在某种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工作造就而成”。前苏联科技史上的“李森科事件”正是这一结论的绝佳注脚，它未必符合人性、符合科学、符合自由，却更有可能符合党性、符合政治、符合集中。

《只生一个》是一本材料丰富、考证扎实、论说深入的好书。在大量收集、整理和解读相关文献资料之外，格林哈尔二十年来密集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超过140位受访者（包括宋健等关键人物在内）的精心访谈，无疑也有助于为我们描绘一幅更为准确、更为全面、更为完整的历史复原图。

 当然，因为作者身在中国之外，本书也存在相当不足：格林哈尔在书中对政策出台过程的因果分析显得较为凌乱，缺乏系统的辨别与梳理；采用“数学化”、“视觉化”、“分类化”、“简单化”、“科学化”、“政治化”等术语去概括一孩政策争宠的技巧与手段，更像是旁观者在事后进行分类的逻辑游戏；对于某些特定的“政策的集合”如何产生了路径依赖的后果，也缺乏进一步的论述。

更大的硬伤或许在于格林哈尔低估了体制的作用，认为“科学”是一孩政策出台的关键核心所在，而国家体制只是“传达”（channeled）了政策，那些原本“搞科学”（science-making）的人们作为外来的力量“内化”到“搞政策”（policy-making）的过程中去。

但如我们所见，这些人全都在国家背景的研究机构中任职，他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体制因素去解释。更重要的是，对于中国读者以及深谙中国社会特征的研究者来说，较为古典的体制分析方法可能比格林哈尔提出的建基于福柯的知识谱系学基础上的 “知识中心性”方法更有解释力量、更为让人信服。

在中国，一个不存在“大政府”的自我扩张冲动的体制是几乎不可想象的，有时候体制甚至就是神奇与奥秘之事的根源所在。例如，根据格林哈尔的看法，“那些搞人口研究的导弹科学家们”主要地是在上世纪70年代的各种国际会议上才开始接触到保罗?埃利希的《人口爆炸》与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等观点，并对其中的“适度人口”的概念与控制人口的思路大感兴趣，他们最终为中国带来了极大的改变。但是同样的观点虽然促进了“绿色政治”的发展，在欧洲尤其西欧的影响却并不算大，在其非人本主义的危险本质之外，西欧的政府资助科研项目要受到民主体制中各种立场、利益、诉求不同的群体监督与制约，也是一大原因。相反，在中国，这一纠偏的机制是有所欠缺的。

《只生一个》并未对实行计划生育后正反两方面的成果、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事实上这也未必需要。因为即使仅仅从制定与执行政策的程序正义出发，本书也足以值得我们反思良久，而不必纠缠于某些机构、某些个人是否习惯了以口号代替实践、以动机代替效果，甚至用愿景代替现实。格林哈尔详细地辨明了社会主义语境下的“计划生育”（birth planning）与西方社会语境下的“计划生育”（family planning）的区别（第46页）。即使从字面上看，西方语境中的计划生育也更为强调和尊重一个家庭内部的身体处分权、规划权、生育权等诸般私权，而比较少地认可与反映外力、体制、公权对私权领域的参与、介入、干涉和控制。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国情与现实，必要的计划似乎是难以避免的，但计划无疑也应当是适随形势而变的。无论是“生育计划”还是“生育控制”（birth control），无论是限制生育抑或是鼓励生育，我们都应当警惕这样的危险性：在某些冠冕堂皇的借口与说辞之下，每一个人都仅仅被视为是一个数字、一件工具、一个手段。而是不是相信个人有意愿、有能力、有可能主要依靠自己去管理、决定、提高和完善自己，是不是坚持要由其他外力的干预和操控去代替个人来规划、安排、控制自己，这正是许多矛盾和问题的症结所在。只要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更加珍惜和尊重程序的公正、决策的透明，而不是短视、草率、片面地选择政策，并且以科学作为伪装和借口。否则，那不但侮辱了决策，还损害了科学。要知道，美国数学家、控制论创始人诺伯特?维纳在其著作《人有人的用处》最后说过：“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

                                                                            （联系本文编辑：chengmingxia@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