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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由蔡国强为私立的上海外滩美术馆策划的开幕首展“蔡国强：农民达·芬奇”盛大开幕。9位农民独立发明的飞碟、飞机和潜水艇等被搬进美术馆，农民们还从各自家乡齐聚展馆，现场制作机器人和航空母舰的模型。 

苏联导演的《我们的世纪》和罗马尼亚导演的《脱离现在时空》与展览同步播出，两部纪录片“都表现了人类开拓未知世界的勇气和艰辛”。 

与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形成一种反讽和紧张——“蔡国强：农民达·芬奇”喊出的口号是：“不知如何降下”、“重要的不在飞起来”和“农民，让城市更美好”，借此表达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某种反思。 

3月4日至3月14日，诗人记者王寅（现任职《南方周末》）加盟蔡国强寻访农民发明家的下乡团队，足迹遍及北京、安徽、四川、湖北、广东、福建、浙江和江西。见证这段寻访经历的一本书《异想天开：蔡国强与农民达·芬奇》，与同名画册《蔡国强：农民达·芬奇》，以及台湾《新新闻周刊》总主笔杨照去年担任“蔡国强：泡美术馆”（台北市立美术馆，2009年11月）时写下的《蔡国强：我是这样想的》同期出版。 

与蔡国强有关的三部新作第一次在大陆出版，除了系统梳理了蔡国强的艺术创作历程（某些甘愿把自己降格为粉丝的艺术院校学生，完全可以藉此研究和在不远的未来超越蔡国强），更重要的是通过“艺术家的小小特权”，将过去在媒体上处于报道花絮和被嘲讽地位的农民发明家们提升为主体，彰显他们朴素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使他们获得了一种珍贵的精神支援。 

虽然农民发明家乃至整个农民群体被表述的命运仍然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改观，但这样的功德之举在当下中国聊胜于无。 

而同期揭幕的“改造历史?2000～2009年的中国新艺术”展邀请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海外四大金刚”中的徐冰、谷文达、黄永砯，却独独放弃了蔡国强。策展人吕澎和朱朱分别给出的理由是，蔡国强“单纯的放放烟火，是没有太大的艺术价值的”、“近几年，他的创作主要是在公共表演领域及演艺领域发展”。 

我尊重“改造历史”主办方对蔡国强的选择性放弃，但“蔡国强：农民达·芬奇”背后一位农民艺术家与一群农民发明家的相遇和对话更让我感动和尊敬。入选“改造历史”之“特别文献展”的陈丹青，毫不吝啬地宣称：“在我所知道（而且佩服）的中国同行中，蔡国强可能是唯一一位自外于西方艺术庞大体系的当代艺术家。” 

我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 

蔡国强2005年2月就开始收藏湖北农民李玉明发明的潜水艇。2005年6月，担任第51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策展人时，蔡国强还接纳并支持了艺术家孙原和彭禹邀请安徽农民发明家杜文达来现场展出飞碟的创意。 

“讨论中国个体农民的创造性、中国农民对现代化的贡献，以及农民的现实处境等社会议题”，一直是蔡国强这个“农民创造物收藏”计划的初衷。此次展览的核心意图通过蔡国强的自述和媒体的强力推广而广为人知： 

“我常想我为什么热衷收藏这些东西？是因为他们保留手工制作的魅力吗？还是他们想摆脱环境重力的勇气？但也许更重要的是，我收藏的是他们的梦想，而在这些梦想里，我看到了我自己，我是这片土地的孩子，我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不，我就是一个农民。” 

蔡国强“亚洲农民”的自我认同其实经常遭到质疑。因为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出身，没有下过乡，父亲蔡瑞钦是当地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并与当地文艺界一些知名人物和著名学者有所往来。也许，这种农民身份更多地应该从蔡国强和土地和自然的联系上来理解。 

和杨照对谈时，“蔡国强还记得泉州的青山绿水。早晨起来他光着上身跑步，家一出去是环城路，环城底下是环城河，河的那边就是农村。他跑步的时候妈妈在河边洗衣服”，“跑步的时候会看到河的对面，一二十米宽，河那边一岸的油菜花田上铺着一层紫紫的雾气，阳光变强后，那雾气才慢慢褪开来。” 

“出了城门马上都是农村。所以跟农民的感情和接触一直都很多。”在和王寅对谈时，蔡国强又详细回忆了当年那些逢年过节就来送土特产的穷亲戚们——“城里面稍微钱多一点，但是他们总是拿东西来”——一个“总是”，让他的感激跃然纸上。 

为筹备这次展览，蔡国强特意带着他的国际化团队奔走在中国乡间的风霜雨雪和油菜花田地中，这场寻访让他少年时与土地的亲密又被重新激活： 

“像我们从成都到绵阳的路上，我的眼睛看到这片土地很美，看到每个村庄和田野的关系基本上都很舒服，你能感受到这里风水的能量，你还会想到这个土地养人”，“今天这个地方很美，使你感到踏实，但明天别的地方就会有一点苍凉，这就慢慢构成了你的国家的真实。有时候在外面的时候，中国是你一个人的空闲，你跟这个中国发生的关系，建立成一个时空。” 

也正是和“我们福建乡下是很喜欢放鞭炮的”这样的少年记忆有关，火药和爆破成为蔡国强后来重要的创作素材和手段，但他又不仅仅局限于此。 

也许正是与土地无比亲近的这种精神血脉上的共鸣，常年奔走于国际大都市的蔡国强和那些农民发明家聊天时全无障碍，他的善于提问和倾听甚至让我这个职业记者汗颜。 

蔡国强总是强调，奶奶和毛泽东是此生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个人。注重群众参与性、注重雅俗共赏，显然与毛泽东对于蔡国强的影响有关。甚至，2006年5月，蔡国强还参与了“长征计划”会议，并发起并主持了“延安艺术教育座谈会”。 

这让我不禁想起旅美归国艺术家徐冰那全部利用建筑废弃物制作的吊装作品“凤凰”。 

“凤凰”于3月28日至4月6日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展出，并于4月中旬运抵世博会召开在即的上海。在关于“凤凰”的学术研讨会上，批评家李陀提出要“重新激活‘人民性’”。同样出生于市民家庭的徐冰较之于蔡国强更具知识分子气质，他1970年代在上山下乡运动的小高潮中，去了当时北京最穷的延庆县花盆公社的收粮沟村插队，“在收粮沟接触到的这些被归为‘民俗学’的东西，有一股鬼气，附着在我身上，影响着日后的创作。” 

徐冰还以“社会主义背景艺术家”自期。当1990年移居美国后在纽约被人问：“你来自这么保守的国家，怎么搞这么前卫的东西？”徐冰坦然作答：“你们是波伊斯（德国现代艺术家，提出“社会雕塑”概念，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前卫艺术家中最有影响力的人）教出来的，我是毛泽东教出来的。波比起毛，可是小巫见大巫了。”（《愚昧作为一种养料》，《七十年代》：北岛、李陀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7月） 

徐冰长蔡国强两岁，同属“四大金刚”的两位艺术家的异同着实值得深入研究。蔡国强这次回国，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筹备1000个人画“大卫”像的项目。不知他是否会邀请徐冰。据说当年中央美院院长靳尚谊先生看了徐冰的“大卫”后赞许称，“徐冰这张‘大卫’是美院建院以来画的最好的。” 

而蔡国强近年收集了200多件苏联艺术家马克西莫夫的画作——这位画家和艺术教育家于1955—1957年援华期间培养了靳尚谊、侯一民和詹建俊等一代社会主义画家，然而，他还是被遗忘了。《蔡国强的马克西莫夫收藏展》2002年2月在上海美术馆展出，后巡回至深圳和北京。 

陈丹青的说法是，蔡国强“收买了大批马克西莫夫被遗忘的油画，并故意陈列在中央美术学院（不是吗，这种敬意如今只会来自边远省份业余画家的虔诚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