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袋子与农民工孰重孰轻？

周亚玲

　　“守紧钱袋子”，从2008年中至今，已然成为房地产行业一个几乎尽人皆知的秘密，对于地产商而言，现金就是陷入危困之体的 “血库”，不能轻易放走。哪些钱应付，哪些钱可以拖一拖，成为一门学问。

银行贷款、基金融资，总之金融机构是排在第一位的 “应付单位”，这些单位的钱不能欠，否则企业的信用将面临危机。

但正是这个对现金流的轻重排序，使得这个产业链条的下游部分往往成为“被拖欠者”。

一些真正对“利益相关方”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对于建筑工人依然按照契约行事，而一些捉襟见肘的企业，却开始让那些农民工无尽等待。

盖到8层，拨付工程款

重庆北部新区高新园的南极·凤麟苑项目，就发生了一起开发商和建筑商的纠纷，导致农民工数千万元的工资至今追要无门。这个工程的动工发生在四年前。

建筑商代表丁少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重庆市一中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对方账上只有十万块。我们去工商局查过了，对方早把钱转走了，做了家投资公司发高利贷。”

按照丁少华的讲述，事情的经过大致如下：2005年底，重庆市南极顺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新建筑”）与重庆市南极实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极实业”）签订了《工程施工合同》，承建其开发的高新区政府集资房南极·凤麟苑住宅小区工程。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按工程进度付工程款。6栋楼一起盖，等楼盖到8层时，南极实业会给顺新建筑拨付工程款。

一开始，双方都按照合约履行合同。当工程进行到2006年中时，南极实业提出“造价高了”。此时，顺新建筑已经在这个工程中投入了数千万元，南极实业在外墙装饰完成前曾分三次付了3900万元给顺新建筑。之后，南极实业开始拖欠顺新建筑巨额的工程进度款。由于没有资金，顺新建筑于2007年初停工。半年之后，南极实业将顺新建筑请上了仲裁委。

记者看到了仲裁的复印件，仲裁最后的结果是双方的合同解除，十日之内，南极实业先行支付给顺新建筑2500万元工程价款，顺新建筑撤离施工场地，并交付全部工程资料。

但丁少华说，现在南极实业仍然没有给付工程款，而且也不再接听顺新建筑的电话。

到现在，顺新建筑还拖欠着农民工近3000万元的工资和材料商近2000万元的材料款。不难发现，在开发商和总包的建筑商的博弈中，上千农民工的利益被上游的链条所裹挟，无法保全。

“我们现在很难，农民工老来追工资。我们除了说明情况，也没有办法。”丁少华介绍说，这个项目是集资建房，专款专用，几个股东当初愿意垫几千万元来做这个项目，就是因为资金已到位，有保障。他们也知道南极实业不过是家很小的开发商。

他说，在重庆，开发商拖欠工程款，建筑商垫资的情况并不少见，但大开发商会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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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欠费用1万多，律师费

5000”

李永红是位自山东来京的农民，去年一直在北京顺景园带着家乡的几个工人盖院墙。按照建筑行业的说法，他是带“轻工”的带班组长，虽是位“小包工头”，但也要劳作。做了一段时间的工程，他只见过开发商的工作人员开车来他的“辖区”里一两次，从未有过一次直接对话。

李永红介绍说，去年7月，他带20多位工人第一次来到这个项目。他发现，按照约定他可以拿到1万多元报酬的小工程到他手中已经被转了五六次手了。据说，这个活被中间的一层“工程贩子”拿走1万多元。奥运的到来使他的工程暂告一个段落。但第一次的工程款一直还有5000多元被拖欠。

他感觉如果不回工地接着干，原来的钱可能就要不回来了。去年11月，他带着6位工人又回到工地，但这一次他和一位建筑商直接“负责”的包工头对话，不幸的是，他还是没有拿到新的报酬。

他多次找到这位据说是建筑承包商亲戚的高级别的王姓“包工头”，尽管是同乡，在他们之间甚至发生过“王扬言要找黑社会”的言语争执，虽然他和王之间有过一个“工程记录”似的文字证据，但李永红还是没有拿到总共1万多元的报酬。

李永红从银行贷款把欠手下工人的钱都还了。“如果不给，他们就不会再相信你。因为是同乡，而且可能去你的家里闹，说些难听的话。”这种基于乡间伦理的思维很大程度上维系着农民工拿到工资的稳定。

公共权力的救济此时显得有些遥远。李永红曾经通过市长热线找过劳动部门，找过建委，但双方来回推诿，让李永红也很无奈。后来他找到律师，律师说要5000元的费用。他问记者，北京的法院是不是有农民工绿色通道，他希望这种减免或者推迟给付诉讼费的办法能让他打得起官司。

实际上，李永红和他手下的工人同建筑公司或者建筑公司所属的劳务公司并没有劳动合同。常年对农民工进行援助的热线 “小小鸟”告诉记者，按照规定，建筑工程中必须要有这类用工合同，而且只有这种合同才受法律保护。同时，按照规定，即便不是开发商拖欠工程款，开发商也有责任配合和督促农民工拿到工资。

李永红告诉记者，行业竞争那么激烈，大家都不会提这种条件。而且他觉得，即便有这种合同，对他们也没有意义，“想不给，还是不给”。

李永红再次给王打了电话，他质问王，到底是开发商欠着建筑公司还是王就是不给，王回答：“和你没关系。”

记者也试图找到开发商，但顺景园的售楼电话一直无人接听。顺景园在网上的公开资料称其属于一家知名餐饮集团。记者电话联系这家集团，该集团承认有这个下属公司，但对记者索要下属地产公司电话的行为非常警惕。记者表示想买该楼盘，对方却给记者一个手机号，说这个人就可以负责。记者拨通手机之后，对方一听记者表明身份，就表示人在飞机上，迅速挂断了电话。

据了解，顺景园项目几经转手，是一个户型都很大的高档公寓。“总共也没卖出几套。”一位京城多个项目的操盘手告诉记者。

“要有工人代表在场监督”

重庆一位建筑商告诉记者，有的开发商还要求建筑承包商先买一些楼房，根本谈不上什么规范地给付工程款，“拖一拖，很正常”，这位建筑商用浓重的川音告诉记者，“中间关系很复杂，几句话也撇不清楚。”北京中建工程监理部也认同这种拖欠工程款的“潜规则”存在。

李永红说，像王这样不讲信用的人很少见，他觉得行业还是在逐渐地规范。他说：“有的公司给包工头发钱，还要工人代表去做见证呢。”但“小小鸟”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李永红说的有工人见证的情况在北京很少见。京城地产界资深人士季满如认为，房子好卖的时候，拖欠就少一点。不好卖，也就自然拖欠长一些。

而在年初，香港大学生机构SACOM就曾经发布过新世界的报告。他们调查了新世界在七大城市的地产项目工地上的千余名工人，发现新世界合作的建筑公司和工地上的农民工很少有签订用工合同的，竟然也是“入乡随俗”了，与香港本地的用工契约大为不同。SACOM认为，新世界作为一家知名企业，有责任来保障这些在他们项目上劳作的农民工的利益。这个组织和香港的一些大学生还曾经在香港游行，以抗议新世界的行为。而在内地，这种独立的声音显然非常罕见。

钱袋子与农民工 孰重孰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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