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产生于人与人之间。权力是一种能力，在别人不愿意的时候也能规定、改变他的行为。权力和权力争夺是政治的基调，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中都是最重要的因素。常言说，只懂一门语言（母语）的人并不能理解这个语言。学习外语帮助我们提高母语能力。同理，如果我们了解权力在不同场景（国际、国内）的运用，必将加深我们对权力运作方式的理解。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同出于权力之争。今天，它们在原理上是相通的：有些相同，有些相反。

四权合一

地缘政治学研究的问题在国家之间，关注基于地理条件的国家间的权力斗争。在国际政治中，国家对权力总是贪得无厌。权力之争不仅存在于陆地和海洋，还发展到了天空和太空。这些权力斗争都与空间的位置和维度有关，并受特定空间的限制。按照在空间分布的范围，权力可以被分为四种：陆权、海权、空权、太空权（又称天权）。陆权和海权的对立有着久远的历史，是地中海的产物。希腊与波斯的战争、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罗马与迦太基的战争都可以从海权和陆权对抗的角度予以解释。古代中国在地理上较为封闭，在近代之前，很少遭到来自海洋的严重威胁。除了内战之外，主要是定居农民与北方游牧民之间的战争。因此，中国的海权观念产生较晚，至今仍然在形成的初期，因而也就没有与海权对应的陆权观念。

现实中的人不是动画电影中的人，他们需要在三维空间内活动。不过，在航空时代之前，基本上可以把陆权和海权看成是两维的，是权力在地球表面的平面运作。美国人早在18世纪独立战争时就发明了潜艇。使用潜艇作战是为了控制水面船只和水面航线，水面之下的权力仍被算作海权的一部分。20世纪初，美国人发明了飞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飞机被用于战争。从此，权力争夺变成了三维立体的，从地球表面进入天空。又过了数十年，人类上升得更高，可以摆脱地球引力进入太空，还掌握了重返大气层的技术。大规模使用空间技术始于美苏竞争。太空开发是冷战的产物，也是冷战的主要内容之一。所以，太空探索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为了争夺权力。这样，以空间划分，就有了“四权”：陆权、海权、空权、太空权。相应地，国家在争夺制陆权、制海权、制空权、制太空权，亦即对这些权力的控制。

有些学者根据地理的优势或劣势，认定国家权力的范围，如陆地或海洋。这种观点至少是过时的。限定国家权力的是资源，不是地理。人们具有“鱼生活在水中”的常识，许多人也知道有例外。有的鱼借助特别进化的鳍，能够在陆地行走，还能爬树；有的鱼可以在空中滑行100多米，被称为飞鱼。草原动物河马的汗腺很少，在炎热季节的白天，它们必须生活在水中，可以在水底行走5分钟。鲸鱼不是鱼，不能从水中获得氧气，却位于海洋食物链的顶端。很少有人因为鳄鱼被叫做“鱼”而胆敢在陆地上招惹它们。其实，鳄鱼也不是鱼。大多数鸟类能够飞翔。除了一些猛禽之外，鸟很少在空中猎取食物。在陆地上笨拙行走的企鹅在海洋里灵活捕食；涉禽在浅水处寻找小动物；有些飞鸟从空中俯冲到水中捕鱼。所有的鸟都不会永远在空中飞翔，它们需要在陆地上休息和繁殖。昆虫是较低等的动物。有些昆虫（如蝉和蚕）会经历从爬虫到飞虫的变形。许多动物过着两栖或三栖生活。它们从不知道人类已经给它们归类，更不了解地缘政治学者的工作。所以，它们从来不会把自己的“权”限制在陆地、海洋（河湖）或天空之一，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能力生活，享受大自然赐予它们的能力。

如果学者们拘泥于陆权、海权之争，限定本国权力的扩展，不仅罔顾现实，恐怕连许多低等动物都不如，有愧于人类的进化。这也证明，动物本能有时候比理性更准确，更能应对现实。

在战争方面，人类要比其他动物发达得多，更要突破地理环境的限制。各国军队的组成不太一样，不过，一般都会有陆、海、空三军。此外，少数国家还有海外干涉的海军陆战队、外层空间的太空部队、虚拟空间的信息战部队。早期军种的结构较为单一，水中的就在水中，陆地的就在陆地。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军队已经呈现立体发展的模式。陆军有在空中作战的航空兵；空军有在陆地作战的空降兵；海军有航空兵，还有陆战队，他们的任务分别是在空中和陆地作战，也有从空中向陆地攻击、从陆地向空中攻击的能力。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是一个独立的军种，拥有自己的飞机、坦克和军舰，三位一体又自成一体。陆战队为美国的海外战争充当先锋，是一支可以独立作战的军队。如果拥有良好的侦察、通信和指挥系统，通过外层空间的卫星，各军种还能够在战争中协同作战。各军种有不同的任务，却有共同的、而且应该是唯一的目的：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军人打击敌人的手段受到国际公约和道德准则的制约。但是，军人必须时时尽力突破地理的阻碍，减少空间因素对它们打击能力的制约。

军事力量是国家权力在国际政治中的终极权力，并不被经常使用。国家间的权力争斗有多种形式、不同目标，但都遵循同样的原理：最大限度使用可资利用的资源，压迫对方接受本国的意愿。在这个过程中，法律和道德必不可少，却是参照物，不像国内制度那样具有强制性。

三权分立

陆权、海权、空权、天权之“权”与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的“权”是同一个“权”，在汉语、欧洲语言都是如此。从民主国家的权力制衡，可以反证必须在国际上集中使用权力。

对于一个民主国家，它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对内，国家的责任是保障全体国民的自由与平等，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外，国家的责任则是维护本国的利益和尊严，在可能的情况下扩张本国的利益（过去还有土地）。行有余力，再考虑世界的整体利益，如气温上升、核扩散等问题。在无政府而且弱肉强食的世界，各国只能自求多福，不能依靠其他国家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国家军队的作用是防范潜在的外国威胁，不是为了镇压本国的公民。一旦和平手段不能解决国际争端，就可能需要动用军队，使用有限手段乃至一切可能的手段打击敌人。这种内外有别的政策会导致国家患上精神分裂症。在最好的情况下，国家也是善恶交织的。但在现阶段，分裂症不可避免。

在国际上，各大国争夺权力，不太在意别国的损失——除非本国因此得不偿失。在国内政治制度设计中，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必须有所制衡。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权力者对公共权力的滥用。唯此，公民权利和全体国民的自由和福祉才能得到保障；唯此，国家才不会沦落为某一个专制者或少数权贵的私人物品；唯此，这个国家才能够保持国际竞争力。一国之内的专制比国际社会中的专制要坏得多。因为各国有军队，即使不足以直接对抗霸主，也可以维持独立。况且各国还彼此牵制，即使超级大国也没有能力完全独断专行。但在专制国家中，权力高度集中，没有独立的个人。专制的国家机器是压迫人的暴力工具，而不是个人权力的保障体系。没有权力的互相制衡，民主就得不到保障，国家必将走向专制。权力失衡的后果必将损害大多数国民的利益、国家的发展潜力，以及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这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必须分立的原因。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提出警告：

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了。

孟德斯鸠接着说：三权在握的国家机关可以用它的意志 “去蹂躏全国”、“去毁灭每一个公民”，从个人到国家都不能幸免于难。独裁者反对分享他们独霸的权力，拒绝归还本来属于人民的自然权利。因此，专制政体总是把自己国家的人民当作最大的敌人，本能地镇压对他们绝对权力的挑战——真实的或幻想的挑战。独裁者们不仅享用绝对权力，还从绝对权力从获取无限利益，并且还要福泽广被子孙（但经常是祸及子孙）。专制国家把权力的使用方向对准本国人民，必然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国家财富来自纳税人，然后被用来压制纳税人。（这也是一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国家必将因压制而产生内乱。其实，一个专制政体即使较为稳定，也时刻处在内乱之中，因为人民被专制者当作潜在敌人。对内镇压的后果必然是减少在国际社会中维护国家利益的努力，甚至是出卖国家利益，以换取其他国家对它的压迫政策的支持或漠视。在中国，这种现象在清朝末期表现得非常清楚，而历史时时都可能重复自己。

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首先在美国结出累累硕果，法国反跟在后面，经历了长期的革命与战争。詹姆斯·麦迪逊是三权分立的积极倡导者，力促写进宪法，因此被誉为美国的“宪法之父”。1788年2月，在后来被列为《联邦党人文集》第47篇一篇的文章中，他写到：

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置于同一人手中，不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许多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选举的，均可公正地断定是虐政。

麦迪逊的这段言论是孟德斯鸠式的。在同一天的另一篇文章（第48篇）中，麦迪逊又写到：“不能否认，权力具有一种侵犯性质，应该通过给它规定的限度在实际上加以限制。”他们限制权力不仅仅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麦迪逊后来当选为美国第四任总统（1809-1817年在位）。美国建国之父大都有机会当选总统，或接受总统任命而获得很大权力。在设计宪法和塑造传统时，他们知道他们的大致前途，但仍然毫不犹豫地给国家权力套上笼头。否则，必定是美国人民被套上枷锁，美国对世界作出的较大贡献就不会出现。他们有私心，但他们通过制约国家权力来满足长期私利。此后，美国的国际权力迅速扩大。这是美国建国之父的伟大之处。

从国内的三权分立来看，在国际上必须四权合一。实际上，国家间的争斗不仅包括四权，还包括国家的综合实力、人民的意愿和意志等等诸多复杂因素。如果省略掉某几个因素，必定会在计算均势时出现重大失误，可能导致国家的灾难。任何一个国家都必然受人力资源、技术资源、财政资源、物质资源等诸多限制，并面对长期利益（如教育、基础科学研究）与短期利益（如某种武器的开发或购买）之间的平衡。国家的决策者们必须做出综合判断：适合这个国家的力量组合是什么？这个国家需要什么样的力量组合？什么样的力量组合可以发挥最大功效？在综合考察和判断过程中不能割裂四权，也不能忽略国家的长期利益。毕竟，拥有打击敌人的最大权力，其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取得胜利，而是为了保证国家的和平发展。

由此可见，权力的大小、权力的均衡（均势）与制衡是一个很复杂的计算难题，有时也是一个非常主观的问题。在习惯于自我欺骗的时候，一定会严重高估本国、本统治集团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