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广阔天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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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镇子里的年轻人一样，十年前，四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为了少赔钱，从为数众多的类似新河镇这样的偏僻农村小镇上“出走”，到大城市或是沿海地区去“闯荡江湖”。
然而，十年轮回。
就在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下辖的这个乡下小镇上，两周以前，中国农业银行投资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村镇银行——汉川农银村镇银行，为老乡们提供那些以前只有城里人才能享受到的金融服务。
一切刚刚开始。
回乡
8月18日，刚刚成立的这家汉川农银村镇银行只有人来存款，还没有贷款。这是湖北孝感汉川市新河镇的第一家银行网点。拥有6万人口的新河镇现在是武汉著名的汉正街商品的加工、批发基地，在此之前，除了一家农信社之外，当地人要想买点基金或者办贷款还要坐上十几分钟的摩托车跑到几公里以外的汉川市区去才行。
这是农行近年来头一回把触角伸展到镇子里。尽管这家银行一直以服务农业为宗旨，但过去的几年间，他们一直没有在村镇上开办自己的营业网点。
与其他网点不同，农行只是这些村镇银行的控股股东，还有一些看好金融业的当地企业共同出资参股。“这样既有利于农行用更少的钱来扩张，同时也有利于形成一种更加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一位农行湖北分行人士说。
同一天，千里之外的内蒙古，同样由农行控股的另一家村镇银行也开业了。农行是四大国有银行中第一个试水村镇银行的。
这仅是一个宏大的回归计划的开始。
2007年6月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项俊波履新农业银行行长，农行开始尝试回到县域经济。
之前，这些银行网点尽管姓农，却把目光盯着当地的大型企业、矿山或者地方政府的基建项目上。
同年9月，农业银行分别从东、中、西部挑选了八个省(区、市)开展“三农”金融服务试点。
“这些试点行的任务就是尝试如何切入县域经济，为农业提供金融服务，向当地农户普及我们的惠农卡。 由于各行所处区位不同，我们给予他们更多的权限，让各个行自己根据当地农户和农业特点去做一些金融创新。”一位农业银行人士告诉记者。
按照计划，农行从今年10月开始进一步深化和扩大“三农”试点；到明年10月份，农业银行全国的所有基层网点都要向三农敞开大门。
“在城市业务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广大农村的县域经济是我们农业银行的蓝海。如果这几年我们不抓住这个市场，别人就做了。”项俊波说。
不过，在湖北的村镇银行试点中，农行已经是一个后来者。汇丰银行早在2007年就在随州地区设立了自己的第一家村镇银行。
朱涛，上海人，湖北随州曾都汇丰村镇银行的行长。从去年村镇银行成立伊始，朱涛的办公室就从大都市里外资银行的高楼上挪到这样一个中部地区边远的小县城里。现在他的工资也完全和这家村镇银行的业绩挂钩。
开业仅几个月，汇丰村镇银行的业务已开展得相当不错。
至2008年中期，汇丰村镇银行的存款量已经达到4500万以上，而贷款规模不到1000万人民币。其中农户贷款占比达到70%，其他都是对农业公司的小额贷款。
按照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兼行政总裁翁富泽的说法，农村地区民营企业的发展已经帮助农民形成有组织有竞争力的农村经济实体。随着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许多产业从沿海向内陆地区转移，可以为这些农村经济实体提供资金和技术来源，提供进一步发展的良好机遇。而汇丰银行在其中大有可为。
汇丰银行也的确开始在有条不紊地在农村布局。最近重庆大足汇丰村镇银行已经开业，而福建永安的村镇银行也获得了银监会的批准。
实际上，汇丰并不孤单。作为银监会在2007年放开农村金融准入标准以来第一批6个试点地区之一的湖北省，与汇丰同时进行试点村镇银行的还有其他6家不同的金融机构。其中包括政策性银行的国家开发银行和同为农村金融机构的北京农商行、江苏常熟农商行等。
根据银监会的统计，截至8月底，全国范围内已经有48家村镇银行、5家贷款公司正式成立，数亿资金回流农村市场。
十年轮回
1997年，国务院下发《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国有专业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革。
四大国有银行的这次 “敦刻尔克撤退”，对于前工商银行巴林左旗支行的办公室副主任吕景玉而言是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
他在一篇名为 《写在巴林左旗支行撤销的日子里》的文章里写到，1985年1月1日成立的工行内蒙古巴林左旗支行到1999年底已连续6年亏损，不良资产增加，存款大幅度下滑，每况愈下的左旗行到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程度。
尽管全行80名职工也曾父母、夫妻、子女亲友全上阵，不分白天黑夜10天动员教育储蓄存放近百万元，但最终巴林左旗支行还是被撤销了。
其时，四大行的网点虽然遍布全国，但长期以来有盈利能力的网点95%以上都集中于上海等6个沿海中心城市，当初为了竞争存款而设立的中西部地区的大量基层营业网点亏损严重。
1998-2002年，四家银行共精简机构5.5万个，50多万员工被精简，只有农业银行尽量保留其县级支行。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农业政策研究室主任李宁辉博士告诉记者，尽管在当时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势在必行，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结构性问题。
在大规模撤并了亏损网点后，三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分别得到了国家注资、实施了股份制改造并实现IPO上市，逐步转身成为现代化的商业银行。
但与此同时，国内资金市场也形成了信贷资金向中心城市，向优质客户，向建设项目集中的趋势。四大行从中西部地区吸纳资金转而投向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而县域经济由于缺少资金支持，发展十分缓慢。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撤并县级机构和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之后，农业银行成为县级市主要的金融机构，而县以下的乡镇金融业的主角是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机构。
但农村信用社的资金规模有限、经营机制落后又缺乏政策支持，难以支撑县域经济发展。这种局面被业内人士形象称为“一农难以支三农”。
面对农村地区的一系列问题，2004年，国内学界开始反思我国工业化路径。社会上开始展开了密集的关于“城市反哺农村”的讨论。
对于农村金融的缺位，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应该加大力度化解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历史包袱，推进农村金融机构的产权制度改革，引导大型商业银行回归农村，最终实现商业可持续发展。
李宁辉告诉记者，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农业金融体系非常健全。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合作性金融机构,还有商业金融机构及一部分私人借贷组织等。这些机构之间通过分工合作满足了不同层次的农业资金需求。例如，政策性金融主要体现国家的政策导向，为农产品购销储备、农业机械化、土地改良等特定经济目标服务；而合作金融主要服务于农户；商业金融为工商业服务。 “健全的农村金融体制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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