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陀：用昨天和今天对话(1)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晶 对于一个时代的描述，任何单一的论调都会显得可疑。而对青春期的回溯，更容易陷入两种情绪的漩涡——过于浪漫或过于悲情。

2009年初，作为编者的李陀和北岛，共同邀约了三十人撰写文章，在香港出版《七十年代》一书，大陆版也有望年内出版。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这个“历史夹缝”中度过青春期的这批人，如今都已早生华发，这本书正是为了撬动这段沉寂已久的青春记忆所做的努力。

虽不及八十年代的思想狂欢，但在七十年代，各种情绪已经暗流涌动。在那个多事之秋，最能引起共鸣的是作为集体记忆的几件大事：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的相继逝世，唐山大地震，知青下乡，恢复高考，星星画展，以及如陈丹青所言——“谈论七十年代，就是谈论文革”，这是绕不开的话题。

这些文章是集体记忆，也是私人记忆。听敌台的阿城，“偷书”的朱正琳（岂止是偷书，那个时代的很多人，关门读禁书，偷听西方音乐，偷看西方绘画），当“海碰子”的邓刚，他们的声音是隐匿在时代大幕后的暗语。而农村孩子阎连科竟以为红色经典就是全中国乃至世界上唯一的小说。柏桦形容从诗歌中获得了 “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在七十年代人人都写旧体诗的时候，郭路生（食指）的诗，则为北岛打开了另一扇窗。这些看似零乱的记忆碎片，依然让我们感受到那个禁锢时代奔突在地下的活力。

接受采访对李陀来讲并不轻松，每次往往受朋友之托，他才硬着头皮应下来。他非常认真，完成的文章也要反复润色，“随意谈话和公开发表毕竟是不同的吧，要对读者负责”。

直到现在，他依然拒绝使用手机，“手机使人不能系统、完整、连续地思考”，“比如进行一场谈话，很难不被手机打断，于是话题只能停留在表面，难以深入”。

请他多谈谈自己的七十年代，这是书中缺失的内容。他有点迟疑。“我的经历就是一个共和国的经历。我不太同意时下一些人的观点，把那个时代说得一塌糊涂，或者认为那个时代一切都好。怎么看待这段回忆，对我很棘手，千头万绪。”

在他看来，七十年代最宝贵的遗产是“怀疑精神”，这一点在他身上也有着深深的烙印，“我很羡慕一些人，说起话总是斩钉截铁，我不行，尤其对于大的问题，总是犹豫，不敢一下子判断”。谈话之中，他常常进两步退一步，小心下判断。尽管和一些人的观点相左，他也尽量开放性地理解对方。

两年前，查建英 《八十年代访谈录》出版，让那些私人记忆变成了公共话语，一纸风行。李陀虽不希望《七十年代》的出版落入“怀旧热”的窠臼，但倘若真能以此书掀起讨论热潮，从记忆中寻找理想余光，也可谓是一件幸事。这是他们对那个时代的个人总结，曾经沉没的很多问题重新浮起，而所有的答案等待着现世人去给出。

人人都有一个严酷而充满活力的青春

经济观察报：你曾经提到，历史的反省需要一定的时间。现在你们编《七十年代》，觉得是合适的时间吗？

李陀：我在这本书的序里说过，当前有个趋向，就是当代人不关心历史，不关心过去，历史不过是电视剧和游戏机里一种娱乐，一种能提供“找乐”的材料。我认为这是很严重的，要说精神危机、文化危机，这才是最严重的危机。一个人要是没有历史记忆，那还是 “人”吗？那和动物有什么区别？过去有“经济动物”的说法，我看，没有历史记忆，就是经济动物的特征之一，今天的中国人，是不是也快要沦落为经济动物了？其实，经济动物差不多也就是动物，一种比较特殊的动物——在人正向动物“进化”，而且进化得越来越迅速的这样一个时刻，出这么一本书，你说是不是一个合适的时间？

经济观察报：对七十年代的回忆，可不可以说最早是从徐晓开始的？她创作的《半生为人》，从一个侧面记述了七十时代的人与事。或者你认为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追溯七十年代的趋向？

李陀：对七十年代的零碎回忆一直很多。有两个事情跟这本书关系比较大，一个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今天》杂志复刊之后，做了一个《今天旧话》栏目，阿城、张朗朗、多多等人都写了文章，回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的很多经历，其中也有徐晓一系列回忆《今天》早期活动的文章。这应该是最早自觉地对七十年代进行回顾的文字吧。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个专栏停了，可惜。《七十年代》这本书，其实可以看成是这个“旧话”的继续。当然，形成这么一个想法，历史上的一些记忆文章和著述对我们影响也很大，比如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他们那种在个人记忆里思索和记述历史的做法，有个性，又有深度，还让读者觉得亲切。我和北岛一直在想，他们能干，咱们怎么不能干？当然我们做法不一样，是集体回忆，这样更好。我们希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完成今天和昨天的一个初步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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