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是我的最后底线”(1)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刘溜

经济观察报：今年是海子过世二十周年，你原来写过《先知之门——海子和骆一禾论纲》一书，你对海子是怎么看的？他和“第三代”诗歌是什么关系？

朱大可：海子是从“第三代”叛离出来的，他原来也是“第三代”。他写诗的方式原来跟 “第三代”是一模一样的，他写过一大批这样的东西，现在很多人喜欢的抒情诗歌，其实都跟“第三代”有血缘关系。“第三代”诗人中有很优秀的抒情诗人，比如四川的郑单衣。

海子到最后两年突然脱离了大地，迅速向上升华，进入神学状态。当然后来有各种各样的非议，包括说他练气功走火入魔等很多说法。但是我还是倾向于把他视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路标。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说是时代的精神路标？

朱大可：因为海子的死亡年份，恰恰是中国社会的里程碑，也是文化里程碑，在这之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所关注的问题，乃至人格特征，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是一个重大的时间分水岭。

经济观察报：你是说海子恰好在这个时候死去。

朱大可：对，他就变成了前一个时代的终结者，最后的他者。从诗歌的题材和意象来说，他代表了农耕时代诗歌幻象的破灭。他的意象主要是土地、麦子和农夫，都是农业时代的意象，所以他是农耕时代乌托邦的歌者，同时也意味着八十年代人文精神走向终级关怀时，在那个最高状态上的一次破灭。在这之前，我们只有国家关怀，没有终极关怀。海子突破了这个限定，急剧上升，他完成了对终极问题的热烈追问，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他像屈原的兄弟。

当年我写《先知之门》时，是把我个人的理想和信念，投射到海子身上，我那个时候正好处在神学状态，跟海子有一种精神上的契合。

经济观察报：一些人后来有点烦海子，不是烦他这个人，而是烦“海子现象”。海子成了诗歌烈士，成了一个神话，对他稍有不敬，有人就会不高兴。

朱大可：那是一个过渡，他不幸变成了一个大众偶像。海子不是什么烈士，更不应该成为大众偶像，但是他确实是一个标志和文化符号。

人们现在最喜欢引用的是 “春暖花开”、“面朝大海”这种抒情小句子，这是民众纪念诗人的唯一方式。海子提供了典型的农耕时代意象，所以他成为人们岁月怀旧的符号。他的诗歌唤醒人们走进农业乌托邦，但却没有人跟着他走向终极关怀。

尽管现在有很多人在纪念他，但是我觉得海子的精神性并没有被延续下来，他的终极关怀没有得到继承。他被接纳的那部分，恰恰是他跟 “第三代”接壤的部分，是他作为一个抒情诗人的那种柔肠，他的农夫式的抒情，以及对土地和女人的那种挚爱。

经济观察报：中国当代的诗人中你都喜欢哪些？

朱大可：现在没有多少好诗人了，诗歌繁荣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朦胧诗我当然比较喜欢多多，顾城的诗也不错，舒婷就差一点，太浅显直白了。“第三代”中我比较喜欢欧阳江河、柏桦和万夏。口语诗我不太喜欢。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不喜欢口语诗？你以前在书里还称赞过“非非”和“莽汉”。

朱大可：口语诗倡导还原到口语和日常生活的方式，也就是主张文学的自我去魅。在权威的规训里生活了多年的人们，终于可以自主的呼吸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当然是有价值的。但是在当时涌现的诗歌里，口语诗的成就比较有限。但这可能只是我的个人趣味而已。

经济观察报：那你对“第三代”之后的诗歌状况怎么看？

朱大可：1989年切断了整整一代诗人的书写。在1992年以后，他们集体变成了书商，这是一个很有讽刺性的变化。全体终止写诗，此后诗歌出现了空白期。在1989年后，不是说没有人写诗歌，而是诗歌不再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基本上是沉默无声的。一直到九十年代后期，才慢慢开始出现了新生代诗人，然后才会有后面的“盘峰论战”，也就是口语派和书语派的争论。

总体来讲，新生代在才华和影响力上都比“第三代”弱，原因是他们不幸要面对媒体时代。大众媒体是诗歌的死敌。而且，诗歌是需要信念来写的，进入消费社会之后，中国人的信念被彻底颠覆掉了，诗歌失去了可承载的精神事物，变得日益苍白和稀薄起来。

但是也不是说每个人都是如此，像前年自杀的余地，最后一年的诗歌发生了飞跃，但他却没有逃过悲剧性的宿命。这样的悲剧以后可能还会发生，因为今天已经没有诗歌生长的语境，虽然从表面上来看，很多诗人变得很有钱，愿意出书来养一些诗刊和选集，而诗歌研讨会和诗人大会也多了起来，但诗歌还是一种“微众”的事务，它的影响力从来就没有超越诗人自己的圈子。

经济观察报：你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对你的文风有很大的影响。

朱大可：我写政论，就是受他们影响，尤其是马克思的东西。马克思深受诗人海涅的影响，马克思骨子里是浪漫主义者。他显示出犹太乌托邦主义的历史传统。这其实也是我自己的气质。

经济观察报：什么样的气质？

朱大可：我想我的气质大概在肖邦和贝多芬之间摆动吧。童年的时候，我最喜欢的两个音乐家就是肖邦和贝多芬。他们是从粗犷到纤细的两个极端，我就最喜欢这两个极端。我的性格肯定是分裂的。所以我的文本也是分裂的。在我们的时代，分裂是一种常态。

经济观察报：你说1989年是个文化里程碑，之后完全不一样了，有什么不一样？

朱大可：当时我们试图把八十年代的精神推延到九十年代，但却彻底失败了。因为少数人的力量是无法改变历史的。高校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知识分子蜕变为学术专家，被课题和重金所收买。人们变成在体制内循规蹈矩的工具，知识分子出卖了自己的独立性。这是非常大的变化。九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最大的区别，就是批判知识分子的消亡。

经济观察报：你周围的朋友，八十年代的朋友，可能也就不断地分化了。

朱大可：对，基本上分化得差不多了。1992年之后，一批知识分子就开始投奔故纸堆，当时出了一大批国学刊物，以国学命名的刊物有十几种之多。“国学热”那时就出现了。接着又冒出了一大批“国学大师”。因为知识分子没有其他出路，大家就像鸵鸟一头扎在学术沙堆里，国学就是这么一个沙堆：我没看见外面发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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