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拆迁已经导致民怨沸腾，全民共伐之，但地方政府的行为却未见收敛。最近媒体曝出的多地“灭村“运动就是野蛮拆迁的农村版本。另外，热点拆迁事件中的官员也纷纷打破缄默，为自己的行为辩白，从宜黄官员的“没有拆迁就没有崭新的中国”到万载县委书记的“没有拆迁，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再到长春官员的“老百姓是如何为难政府、刁难和敲诈政府”，相较于之前“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赤裸裸地威胁，这些言论已很委婉，透露着一种有冤无处诉的委屈，但是潜台词没变：拆是必须的，哪怕是暴力。

当下拆迁，有两个极端，要不暴利，要不暴力。因拆迁而一夜暴富的例子比比皆是，这大大抬高了其他被拆迁户的心理预期。正是拆迁方补偿方案与被拆迁方的诉求有巨大的落差，才导致了“最牛钉子户”的出现，最后惟一的解决之道就是暴力——公权力为后盾的拆迁方打伤、打死被拆人有之，被拆迁人一怒自焚有之，后者是一种自我的暴力。

我们认为，这种暴力的形成源于共识的丧失——对于市场、法治、政府职能等，社会各方出现了分歧，或者说我们的共识还未建立起来。

现行拆迁条例2001年颁布，与过去拆迁办法相比有一个很重大的改变，即在拆迁期间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达不成补偿协议的，由房屋拆迁主管机关行政裁决，在裁决规定搬迁之日内不搬迁,即使申请复议和起诉也可强制拆迁。这个条例后来被认为拆迁恶性事件频发的源头，因此也被称为“恶法”。

在建设法治社会上，我们的共识应该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这个拆迁条例与现在的《宪法》、《物权法》的相关决定都有抵触，但10年来，虽然社会各方都在呼吁，直至今年年初国务院法制办才公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此后一直又未见动静，可见分歧之大。

好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基石是对产权的保护。我们的共识应该是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即“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在新的拆迁条例征求稿中，也提出了按市场价来补偿。而市场原则就是双方自愿，如果被拆迁方认为自己的房子就是1000万元，而不是拆迁方认定的市场价格100万，或者就根本不愿意卖，那能不能强拆，能不能被看做是一位刁民在敲诈政府？

还有我们应该建立怎样的政府？我们的共识应该是有限政府，即服务性政府，政府不应与民争利，而是为民谋利。尤其在当下的“包容性增长”的理念下，未来的政府职能将进一步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向，从经济建设的前沿回归，将市场的还给市场，官员们则将更多的职责放在民生和公共服务上，更多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而非GDP总量。只有取得这样的共识，“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以及“刁难政府”论才能成为一个笑话。也只能重建上述共识，我们才能实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