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初建/文 据媒体报道，12月13日新华社黑龙江分社决定，停止记者颜秉光采访报道工作，调离记者岗位。此事的直接原因是，在网络上有人曝光说，颜秉光在其多达30多篇稿件中，采访的人全是自己家孩子、老公、婆婆、哥哥、姐姐、老爸等人。因为其不深入民间的写稿方式倍受网民批评，被戏称为“最牛女记者”。经新华社黑龙江分社核查，颜秉光确实有部分稿件把家人作为采访对象的情况，违反了新华社新闻报道的有关规定。

在我看来，颜秉光的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所谓“不大”，是因为在遭到网民批评的那些文章中，并没有出现重大的政治错误，没有出现足以严重误导公众、破坏社会稳定的内容，也没有色情淫秽的描写。而且，她写的那些文章，似乎也不存在收取“红包”、敲诈勒索的可能，构不成“有偿新闻”。

但这些报道文章的出现，确实问题不小，甚至可以说十分严重。因为，这些文章的采访过程是投机取巧式的，背离了新闻来源真实性、可靠性的原则，违反了新闻纪律，有悖于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尤为令人不安的是，颜秉光这样“最牛记者”的存在和她那些通过对自己家人采访而形成的文章的出现，让社会公众对新闻记者失望，使新闻报道失去了应有的公信力。

近几年，关于新闻记者的负面新闻不少。比如，有个别记者在山西某煤矿矿难发生后，以各种名目索要“封口费”；有个别记者以“揭露问题”、“批评报道”为由，公然收取他人钱财；还有个别记者竟然编造出“纸馅包子”之类的虚假新闻，闹的人心惶惶。如此恶劣的事件影响很坏，当事记者被开除出记者队伍，被追究法律责任，完全是罪有应得。至于说像颜秉光这样的枉顾职业道德，不讲职业操守，缺乏职业精神的记者，受到公众的批评和抛弃，也是理所当然。

然而，在对记者的评价中，有另外一种负面的东西却是非常怪异的。比如，包括某些政府官员在内的一些人，动不动就以所谓“诽谤”罪名要与记者打官司，或者用“要你小命”之类的语言对记者进行威胁。相声艺人郭德纲将记者比作妓女，北大教授孔庆东公然对学生们说出“防火防盗防记者”这样近乎污蔑性的话，如此等等。为什么会这样呢？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什么呢？

在此，我不想纠缠于某些官员威胁记者是否是惧怕记者，也无意探究某位教授与某位艺人在品味和人性方面是否息息相通。我想说的是，记者这个行业究竟是干什么的，究竟该不该值得社会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

每年记者节的时候，我总会收到社会上其他行业的朋友们发来的问候短信。每当那个时候，我既感动，又自豪，同时也产生某种惶恐不安的感觉。我感动和自豪，是因为我有幸多年从事记者这个行业，并从中获益良多。用美国老新闻人普利策的话说，在社会这只航船上，新闻记者是站在船头的瞭望者，他们会努力发现航道上的巨浪、漩涡和暗礁，及时向船长、水手和乘客发出警告。也有人说，记者代表着社会的良心，是揭露、监督、批判一切不合理、不公平、非正义现象的批评家，是向腐败、丑陋、黑恶势力作斗争的战士，是百姓的喉舌，是改革和进步事业的推动者。有人甚至将新闻媒体称为“第四势力”，是与皇权、教会权力和政治权力鼎足而立的一股强大的力量。

头顶这么多光环，记者的工作似乎应该让人羡慕。但其实，三百六十行，行行不容易。要当好记者，且不说有基本的职业纪律、道德操守等等的规范约束，且不说需要不断学习新知识，需要和形形色色的人去打交道，就说为了抓到一条新闻东跑西颠顾不上吃饭睡觉那种辛苦，不在其中者难以体会。或许有人不知道，在国外的职业危险程度比较中，新闻记者的职业危险性仅仅低于警察和矿工，排在第三位。这种“危险性”所包含的内容，不仅是肉体方面的，更多的是精神方面的。

当然，在中国做一个记者的难处，最难之难在于自身定位的难以把握。学者赵汀阳说，社会上的，或者生活中的绝大多数问题，都与“权利”有关。学生能否上学、上什么样的学校、花多少钱上学、学校毕业后是否能找到工作，都涉及权利。农民该不该进城、进城干什么、能否得到尊重，凡此种种，以此类推，都是权利范畴的问题。可是，赵汀阳认为记者不能简单地以“权利”的代言人说话，因为记者代表的是某种“权力”。而代表的是哪一种权力，在什么情况下代表何种权力，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赵汀阳先生是研究哲学的，尤其在政治哲学领域中颇有建树。从他对“权利”和“权力”所作的区分来看，记者这个行当究竟好玩不好玩，大家不妨细细琢磨。

所以，还是用一句老话表达感受，理解万岁。